他们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是行业内的共识。很多人钦佩于我们老板的魄力——几万吨十几万吨地囤煤，需要动用几亿元的资金，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

我无语了：“他都已经做到副教授了，这样不顾吃相地跟自己学生抢论文，难道就一点都不在乎我们的看法？”

李师兄向导师介绍我，他愣了一下，还是在提醒下才想起来是他打电话把我叫来的，连忙拍着我的肩膀道：“是小杨啊，小伙子不错，高高大大的，跟着你师兄好好干。”接着又叮嘱李师兄：“人大老远过来不容易，别光让人干活，回头请小伙吃个饭，和上次材料费一起找我报销。”

“什么工会钱老师，不严谨，改成工会主席钱xx，实名制。”他说，“另外，小马呀，你文中咋只写到了对兰校长的采访，没有柳书记和其他副校长的采访呢？德育有德育副校长，教学有教学副校长，你咋提都不提呢？”

牛顿曾经在炒股亏损后无奈地感叹道：“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算不准人类的疯狂！”

时间很快到了研二下学期，2019年3月底，又到了新生找导师的时候。李师兄要毕业了，“招学生”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

中期制作涉及的流程、工种很多，一个环节延迟就会耽误下一个环节，成本难以控制，特别是有些环节超期了，本来4个月，结果用了6个月，那就只能临时找帮手了。我们找的比较少，但在后面的视效环节，实在忙不过来，就请几家兄弟公司过来帮忙。

以前提到国产动画，大家都喜欢学习好莱坞，但《哪吒》里的很多桥段与港片无厘头是相通的，你去和动画师沟通说这个角色像港片里的谁谁谁，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

“没有领导告诉我，也没有看到有关文件，我不知道。”谁的井口是非法，谁的井口是合法，老板不可能公开给我们，我佯装糊涂地回答着，心里有种莫名的快感。

侯主任给我说的时候，笑着模拟着兰校长的神情动作——包括他爱把一只手插在腰间，爱昂挺胸脯的习惯。据他说，兰校长也把稿子传给了那对记者夫妇，那两人也很满意，赞叹兰校长的学校人才济济，教师队伍水平高，还有一众吹捧之词。

工厂企业遍地开花，大量的用工缺口使得周边县城务工人员海量涌入，然后是一座座商品房拔地而起，房价开始起飞。这个原本土地贫瘠、改革开放以前被外县人嘲笑“亩产粮食两个裤兜就能装下”的地方，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速成为了本市的“经济排头兵”。

gary迎上来抱住我，一个劲问我表现得怎么样。我说“还行”。

由于各主管部门各自为政，合法煤矿里的非法井口大行其道，很多政府部门人员或停薪留职，或秘密参股其中。当有上级检查时，非法井口都能事先得到小道消息停产，风头过了又会继续生产。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我谨慎地投入了3万多元资金，准备赚点零花钱。跟风老股民买了两支股票后，我立即尝到了甜头——一支小盘股大涨小跌，不到两周就获利30%，另一只大盘股稳步攀升，也赚了接近10%。

他正在喝一杯泡得很酽的茶，头发依然油亮精神。他从办公桌下的抽屉里拿出了一盒烟，给我扔了过来，与侯主任给我的那两盒一样。

老婆问我挣的钱都上哪去了？我骗她说购买了行里代销的基金，一是为了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任务，二个是为将来孩子上学的花费理财。然而“基金”总有赎回的一天，谎言被揭穿的恐惧让我惶惶不可终日，我的脑袋里只能装得下一件事，那就是回本。

前期的大纲由abby审核后确定后，再由3个编辑根据各部分的主题找内容来填充这些目录——收集资料的主要来源就是网络。

经过我们每天不断地“洗稿”，半年后，网站的流量越来越高，gary和老板charles都很开心，提拔我做了一个小主管。

他摸着这几年变得几近荒芜的头顶，半天说不上来：“这老哥可又把我考住了，要不我去问问校长？”不过随即又迅速否定了：“你咋问这样的问题呢？……还是老哥你亲自去问吧，像个记者采访采访校长，他不会介意的，也不用我再传话了，我去问好像不大合适……”

这些年我因为炒股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时间、经历和宝贵的热情。倾尽所有炒股的日子，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不正常的：无论你多么努力地工作都没有股市来钱快。股票涨了，会被巨大不劳而获的满足感所包裹，每天大盘交易时间只有4个小时，人会觉得意犹未尽，浪费大把时间在浏览各大财经网站和逛股吧上。而贪欲是个无底洞，就像是那个骗人的软件一般，止盈和止损的心理底线会随着股价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第二天，公司的热线电话接到《xx经济报道》记者的电话，称报社准备做一个国产奶粉市场的报道，需要采访我们的研究员。在该记者留下采访提纲后，gary带着我们一起对着记者的采访提纲编辑答复内容。当天下午，记者再次打来电话，和我同事在电话中对国产奶粉市场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了10多分钟的交谈。

最后，如果将白天和黑夜融为一天，究竟哪座城市的外卖更丰富？哪里又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荒漠？

已在某房产公司入职的同学告诉我，“只有民工才去人才市场，你好歹也是大学生”，直接打开招聘网站就可以，有合适的发送简历，等着电话通知就好。

2008年我接管公司的公章后，有个非法井口的承包人黄总，常来找我给炸药申请表盖章。

的实验，我试了很多参数，都失败了，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边拿手指敲着桌子边质问我：“这都过去多少天了？实验数据为什么还没发给我？这点事情都干不成，干脆去办退学手续！”

有一次下班后，邦彦送我们回家的路上聊起孩子上学的事。他的女儿4岁了，再有一年就要考虑上小学的事情了。他不愿意女儿在他家的村小上学，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跨区域上好一点的学校。

他刚走，钱科长给我打电话了解这事。他说，打架斗殴过程中如果动了炸药，后果非常严重。企业也会被列入炸药管理的黑名单，严审批、减用量。“如果有，你们赶快处理，不要把事态扩大，在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那一晚，我喝了很多酒，同事把我送到城中村的出租房。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红地毯上，就着很多媒体记者的提问侃侃而谈。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中国xx投资着名专家张讯”和我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中央，底下的人都在鼓掌欢迎我。

2007年，我从中部某省份一所大专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但事与愿违，那时一般正规的新闻单位基本上都不招专科生了，我只好先在一家私人网站找了一个网络编辑的岗位，每天重复“复制”、“粘贴”的工作，前景迷茫，工资还低，月薪1500元，实际到手只有1200元。

看他不再理我，我便退出门外包了个红包，等他办公室没人时递给了他。我向他说明了我们这边的情况，希望他“特事特办”。

转眼到了12月，已经是学期期末。这半年只要没课，我不是被导师叫到实验室干活，就是帮导师取快递、打扫办公室，每周日还要定时去实验楼帮他浇花。舍友一直以为我是在做兼职，嚷着“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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