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福叔攒了1万多欧，2009年正月初四，在西班牙打工将近5年后，福叔和老杨决定回一趟老家太平村，看看老婆孩子。

听病房里的老护士讲，老袁膝下无子，住院费用全由以前的单位负担。他老婆去世后，屋子彻底空了，医院成为他实际意义上的家。

老家县城已有好几个人来到了西班牙打工，福叔得知一个亲戚准备在巴塞罗那修冰箱时，赶忙再次离开瓦伦西亚投奔了亲戚，两人一拍即合。工作刚有了点眉目，福叔就想去登记居留证，可在巴塞罗递送材料时，律师告诉他，还需要继续等待。

很快，月份牌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仅天津一地，每年印刷的年画、月份牌画达一亿份。”

想起昨日老乌和老袁、老郑的谈话，我疑惑又起，做完手头的工作后，我脱掉了白大褂，低着头悄悄混进了人群。

老袁斜躺在亭柱边，满脸痛苦，肚子上被人踹了一个脚印，身边散落着一堆烟，几个病人正在激烈地哄抢，黄橙橙的烟叶被踩得到处都是。

每年台风季，居民依然会以同样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修缮工程。

老袁跟老郑深知不能“竭泽而渔”，每回“收摊”的时候，都会从赢下的一把烟里抽出几根，分发给众人。

虽然“枪手”在考试的时候需要带假护照进考场，但用假护照过海关却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枪手”都会带着一真一假两本护照，自己的一本用旅游签证入境，假护照则和其他假证件（

“我也来！”小文不知从哪里搞了一包云烟，扔在地上，“打扑克，谁怕谁？”

当年啖着啤酒叉烧的壮年小伙，如今已变成了饮茶煲汤的退休阿伯。

他们人手一个塑料桶，待游泳完毕，就从海底挖起泥沙，一桶桶运到岸边，再赶回家洗澡上班。

等雨季过去，福叔继续硬着头皮四处打广告。后面发生的一切也出乎了福叔的意料，找他修理空调和冰箱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马德里，华人社区的家电修理原本由一个来自台湾的修理工负责，而那段时间，这位修理工因意外事故不幸离世，这个“位置”正好空了出来——这也是很久之后，福叔才知道的。

老郑在一旁闭目养神，一副高深莫测、胸有成竹的样子——我看明白了，他们这是在利用下象棋赌烟呢！

“郑老屁现在病情反反复复，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疯癫。清醒的时候，天天跟着护士医生屁股后头转悠，腆着老脸跟人借电话，想求儿子‘回心转意’。疯癫的时候，扒在病房的铁门上使劲晃，嘴里喊：‘豆豆还小啊，我要回去带孙子，拦着我干嘛！’”

期间也有巡视的护士到过花坛这里，但大都装作看不见——就算他们想抓现行也难，这些“参赌”的病人风险意识很强，一见“白大褂”靠近，便立即假装摆龙门阵，神情切换自如——哪儿像一群精神病患者呀？

而1926年，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怂恿”西画系采用裸体模特，并公开展示作品，更是引起社会轰动，让他差点身陷囹圄。

“哦豁！”我低低地惊呼一声，“这么说，不是一次两次了啊，还说什么拿去做赌本儿，老乌，你可别……”

和所有初到西班牙的打工者一样，福叔一到巴塞罗那，就在当地接头人的安排下进入了一家浙江青田人开的中餐馆里洗碗。老杨在瓦伦西亚，干的也是一样的工作。

“呸呸呸！瞎说！”老郑脸色亮了一瞬，似乎觉得他儿子跟他开玩笑，“我孙子壮实着呢，小崽子，快回家把他带来，爸保证在这里听话。”

这问题让姜雪猝不及防，姜雪小心地告诉妈妈，宋丽娟身体恢复得很好，许芳也经常发来信息问候。听到这里，李中红长舒了一口气。

“我不缺钱。”老郑的儿子说，“我家里也住不下，他只能待这里。”

那时候，李中红是许芳和姜戎共同的朋友，姜戎和许芳曾多次让李中红给对方捎过信，但是，李中红都会顺手扔掉，加深了两人的误会。

老袁不以为意地笑了两声，挑出两根皱得不成样的烟，扔给了小文。对着众人说：“谁接着来？赢了有烟抽，输了记账啊。”

在一旁 “假装忙碌”的我，憋着笑快止不住了。老乌用力地白了我一眼，偷摸着往外看了看，确认主任走了以后，放心地拿起刚才戳熄的半截烟，又准备点上。

当天，姜雪就接到宋丽娟的信息。宋丽娟问她，是不是阿姨的病情加重了？

“我觉得你们4成的抽水有点高了，毕竟被抓的风险我都得自己扛着。”明骏想了想，还是老老实实地说。

“没有没有，”明骏连忙摇头否认，“我觉得做这种事情不太好，就没答应。”

此时的月份牌上，清一色都是穿着新式旗袍，蹬着高跟鞋的摩登女郎。

转眼到了2010年年底，这半年来，明骏的“生意”实在算不上好。

姜雪极力平复着情绪，良久才说：“不要再想这些了，爸爸会原谅您，许阿姨也会原谅您。我已经替您还债了，我救了他们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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