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大半年过去，各种“正经”副业都尝试过了，没能赚到几个钱不说，另一边女友已经开始问我几时才能娶她，说她已经快30岁了，同学的小孩都快上幼儿园了。

随后，老郑和叔叔便离开酒席，其他人则继续喝酒聊天，几杯白酒下肚，我的手上多了一堆名片，上面的头衔一个赛一个大：“新华社地方内参部湖南中心主任”、“中国内参网副总编辑”、“湖南新闻监督网总编辑”、“中国安全门户网湖南站站长”……当然，大家都很清楚，这些名头全是假的。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猪肉从饭桌上慢慢消失的日子里，我们不由追忆起那些年抚慰过胃与心灵的平价猪肉。

但当律师去案件发生地、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立案时，却被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本院管辖”。法院建议律师去吴永宁的户籍所在地宁乡市人民法院起诉，可等到了宁乡市人民法院，还是不予立案。

超级英雄钢铁侠托尼和“战狼”冷锋来了一段跨国恋，冷锋为救钢铁侠托尼牺牲：

这场争执让时年67岁的苏大爷身心俱疲，他哀婉地扫视了一圈包围着他的5个人，没人理解他，更没人支持他，稍作迟疑后，他还是拎起装着衣服的背包站了起来，在子孙气愤而无奈的注视下静静地从他们面前穿过，拧动大门把手，迈了出去。

至于叔叔洗手不干的原因，w君一直没有说。也许是顺势而为，也许只是为下一代人着想，不想再继续干这种“种刺”的事了吧。

很快，他们迎面碰上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走上楼，还狐疑地冲他们扫了一眼。走过拐角，他们交换了一个侥幸的眼神，吴永宁小声地说，“好险啊，肯定是刚才下面有人看到了然后跟保安说的”。他的伙伴还安慰他，“保安也不怕，对吧？”

她发给我一份兼职说明，让我先看看，再决定做不做。我研究了一下，任务似乎很简单——他们会发一篇文章给我，里面有一些句子被标为红色，我要做的就是在不改变句子原意的前提下，用另一种描述方式表达出来——看到这里，我明白了，原来“降重学姐”的“降重”，就是“降低重复率”啊。

如果cp主角有过同框和互动，就将高甜剧情慢放、回放。画面有了，再通过调色调整视频的质感，甚至还有专业配音拉高整体格调。

经过“学姐”的简单培训，我很快就掌握了技巧。“降重”的方法有很多，可以将某些词替换成同义词，也可以将语序前后颠倒，或将句子扩写、缩减。

而其他多个短视频平台都会“重点推介”吴永宁，他的视频点击量也确实相当可观：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吴永宁一共发布了244个动态，最后一个发布的视频有151.5万的浏览量。在视频标题里，吴永宁自己写着“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可在视频里他又强调，说自己是在无任何保护的状态下做所有的动作。

那篇论文我写了整整两个星期，可等到交稿的时候，她竟然说不需要了，“我找了其他中介，他们的报价比你便宜”。我听了气得不行，正准备发信息骂她时，发现她已经把我拉黑了。

说完，苏大爷就转身离开了。在回食杂店的路上，他陷入深思，对自己莽撞的发言感到后悔——这会不会又加深了孔夕和赵全之间的矛盾。

冯福山说，他和儿子不在一个车间，但住一个宿舍。那是一段父子难得的互相了解的时光，冯福山听好几个工友表扬过吴永宁，说孩子脑子转得快，动手能力强，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儿。但也说，“你这个儿子要好好管一管”。再追问，原来大家都觉得吴永宁有些浮躁，“就我们这个厂子，他就来了3次”。

事实上，公司始终在积极努力，希望尽快解决这些结 构性问题，而且进展比较顺利。因担心媒体炒作，所以此 前公司没有正式公开说明这些情况。

不久，苏大爷把张虹、李成功，以及张虹的儿子儿媳，还有李成功的女儿女婿都请到了食杂店。一家人聚在一起，坦言了各自的真实想法后，整件事竟出奇简单地迎刃而解了——小辈们都支持两位老人的感情，整个谈话没有掺杂一丝一毫面子上的不快。

从明面的记录上看，吴永宁在某个短视频直播app上获得的利润最多——共计直播218次，累计提现35936元。剩下的平台可以忽略不计——比如某平台收益 170.7元，某平台他提现了17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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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苏大爷的想法似乎也有了些许变化。曾经鼓励老年人追求生活丰富、不为子女而活的他，开始倡导家庭美满。他更希望，两个老人的结合，能让两家合成幸福的一大家，而不是一地鸡毛。

“一段凄美悱恻的校园爱情故事，高中的时候，沈腾暗恋校花徐峥，并英雄救美获得芳心，然而学校给出了退学威胁，山争哥哥（徐峥）为了保全沈腾的学籍，毅然决然选择了分手，与同学结婚，沈腾一气之下跳楼自尽……”

我看着他给我的个人信息，上面除了有姓名，还有学校、专业、班级和导师姓名，我谨慎地去他们学校的网站上搜索他的导师信息，确认真有其人。加上他给我的模板上也带有他们学校的校徽，我觉得这些信息是真实的，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心想，如果到时他收了稿件不给钱，我可以直接找到他的导师，告发这位学生的所作所为。

“如果可以选择，我应该还是会做一名假记者吧，毕竟来钱太容易了。”今年8月底，大学同学w君坐在我对面，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

“对于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传统意义上一般认为需要进行实体性接触才能造成损害事实……有较多争议……”

就这样，一篇论文就交到了客户手里，导师看不出问题，查重报告也合格，客户满意，便支付尾款，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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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合法身份后，我也陆续结交了很多不同媒体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也会合作一起去采访，只不过，他们采访是为了单位任务和所谓的新闻真相，我去采访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收入。一般事成后，我也会请他们吃饭，顺便给个红包。虽然对方在接的时候多番推辞，但终究还是收下了。

“爸，你还要不要脸了！”大儿媳付敏挡住门口，把苏大爷堵在卧室内，态度坚决地表明立场：“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和老蒋太太扯什么？你让我们的脸放到哪里去？”

渐渐的，苏大爷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碰见喜欢的合适的，就主动聊天，聊得好的，没多久两个人就在我这个食杂店里成双结对。来食杂店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可出了这个门，就又像普通朋友一样，有的甚至连话也不说一句。只有进了食杂店，才又凑到一起。”

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多光彩的兼职，偏偏我这个人守不住秘密，赚了一点小钱后，总希望找人分享。

我才第一次见识到，有了正规的采访证件、专业的摄像器材，再加上中字头媒体做招牌的名片，地方宣传部门都非常愿意配合采访工作。有时候，如果被采访单位不愿配合，当地宣传部门还出面进行规劝——这些都是以前我享受不到的待遇。

酒足饭饱后，在书记和村长的欢送下，我们出发返程。上了车，叔叔就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开车的老黑，老黑还是“嘿嘿”笑了两声，将红包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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