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同学将近20年没见了，似昨非昨，大家的脸上似乎还浮现着青春期时的神情，又在岁月的变化中悄然增加了些许世故和成熟。

等到2009年冬天，国栋的儿子洋洋出生，俊花婶子去了县城看孩子，住在一个屋檐下，婆媳问题一下就出来了。还没出月子，陈莉就跟俊花婶子吵得不可开交了。奶奶说俊花婶子这个人嘴太碎，啥事儿唠叨个没完，但陈莉，就冲她结婚之前把公公婆婆都赶回老家，“这种女的，能好到哪儿去？”

在生前的最后10个月里，这位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用“极限咏宁”的id，在诸多视频直播网站陆续发布了300余条自己攀爬地标建筑的短视频，地点涉及重庆、长沙、武汉、宁波、上海。在坐拥1亿点击量、可以谈10万元的“项目”时，他的内心会不会有出人头地的喜悦，如今都不得而知。

大中规模养殖户基本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处理粪液的：越大规模的养殖场配备越大的沼气池，一次性消纳不了的就建沉淀池或稳定塘来储存。

猪肉价格会涨，是因为供不应求，可猪的便便怎么会影响到猪肉供给呢？只关心肉好不好吃的我们，可能从来都不会在意猪的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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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总是梦想一夜暴富，他常常说打工是发不了财的，想发财一定要创业，为此他时刻都在思考可以轻松发财的创业项目：

“国栋你这是啥意思？大明叔这都是为了谁，不还是为了你吗？你反倒因为这些事儿记恨他？”

国栋盯着我车的挡风玻璃，眼神有些散，嘴里还念叨着，“你以为我就好过吗？我也是想了好久才决定狠下心的。他这病已经是晚期了，治疗的意义已经不大。我刚才问你什么东西靠得住，我觉得吧，这世上就钱最靠得住，我不能为了一个‘孝顺’的名号，把洋洋以后的生活都葬送了。你们爱骂我就骂吧，我不在乎。再怎么说，没钱腰是直不起来的，无论如何我要让洋洋的腰杆是直的。”

而我，如今房子也买了，老婆也娶了，工资也涨了，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停止了代写业务，转而开始做自媒体，得益于从事论文代写期间锻炼出来的文字编辑能力，我靠写稿虽然赚得不多，却真正感受到了用文字赚钱的喜悦。

国栋初三那年，在班里用打火机把书点了，被老师赶回家之后怎么都不肯再去了，说要出去打工。大明叔执拗不过。可国栋还没有初中毕业证，大明叔就又去找校长，反反复复好几趟，一直说“娃儿没有个初中毕业证，以后不好混”，提着枣子、酒一趟趟往校长家送，这才让国栋拿到了毕业证。

吴永宁没有从建筑外侧坠落到地面上——那是接近200米的高度。他是坠落到了楼层的一个平台上，离他失手的地方高度近20米。吴永宁没有当场死亡，警方的调查报告是，“下午15时许……当时其已经受伤，倒地不起”。

“这……是不是有点伤天害理了？”相比起之前的业务，这种做法一时让我十分难以接受。

而吴永宁又是怎么从一名群众演员变成了网络博主，开始了所谓的“极限挑战运动”，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答案。

奶奶不明白国栋为啥要从上海回来，更不明白大明叔为啥拼死拼活非要在县城买房——“要是当时不买房，就不会丢那么大的人。”

如果有中介骗稿跑路，写手可以将双方的聊天记录截图发到群里，让群主和群员们为其伸张正义，同时被举报的中介也可以出来反驳。这时交流群就变成了一个“网络法庭”，经过双方的举证，如果确认中介是骗子，群主会把他清出群，并将他的押金转给被骗的写手。

有了合法身份后，我也陆续结交了很多不同媒体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也会合作一起去采访，只不过，他们采访是为了单位任务和所谓的新闻真相，我去采访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收入。一般事成后，我也会请他们吃饭，顺便给个红包。虽然对方在接的时候多番推辞，但终究还是收下了。

在吴永宁接触攀爬高楼不到一年时间里，他的微信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从事极限运动的好友；他每次进行高空攀爬，也从不系安全带、不戴头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俊花婶子思前想后，当天就找到几个本家，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宅基地卖了，求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人想买，价钱可以比别人低点，但是要快，年前就要去北京。

我打开绿色的证件本，左边有我的照片、名字和职位，鲜红的“中国监督门户网”（

尽管需求十分巨大且利润可观，但论文代写终究是灰色产业，说不定哪天国家就会出台政策全面封杀，所以中介们始终保持危机感，并为自己规划了未来，一般有3条出路：

李村长一进门，就笑呵呵地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包“和气生财”香烟分给我们，叔叔拿着烟，故意问了一句：“你就是这次当选的村长？”

12：57，他的身影出现在对面楼放置的手机里。擦拭了几遍大厦的玻璃幕墙和楼顶边缘后，他双手扒住边缘，把身体慢慢从侧面放下去，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等身体全部悬在墙体外后，吴永宁开始做引体向上——这是他的常规动作，半年来，他已形成一套“表演”流程，悬空的时候会依次做诸如引体向上、太空步、独臂悬挂等。

裁撤南方不规范养猪场的同时，南方猪肉的正常供应也要保障，只能把南方的猪搬到传统主产区和北方地区来重点发展扶植，形成“南猪北养”的大局面。

第二天一早，叔叔就安排小明在国内多个网站以“某某央企拖欠血汗钱，暴打农民工”为题发帖。与此同时，我们三人立即前往长沙。

那个深冬的午后，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

她发给我一份兼职说明，让我先看看，再决定做不做。我研究了一下，任务似乎很简单——他们会发一篇文章给我，里面有一些句子被标为红色，我要做的就是在不改变句子原意的前提下，用另一种描述方式表达出来——看到这里，我明白了，原来“降重学姐”的“降重”，就是“降低重复率”啊。

李俊山早在上大学时就出柜了，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和老郑的侄子一下车，就有很多民工围上来。老郑的侄子大声说道：“兄弟们，这是我请来的大记者。”

平台上写着“禁止攀爬”4个大字，吴永宁和那两个人不可能没看到。

我顿时羞愧万分——当年学习成绩比我差很多的同学都在做千万元级的生意了，自己吭哧吭哧的却只能维持基本温饱——别说找直辖市领导搞定一幢楼了，我连我们副处长的决策都影响不了。

时年25岁的他，曾是我们县“xx在线”网站的创始人，后因刊登的负面消息太多，被宣传部门取缔了。随后，就加入了叔叔的维权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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