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会想，在本该读书的年龄，他们在练杂技，可杂技也不能演一辈子。当舞台寿命终结时，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你不是本地人，本地土话里刺头不是坏的意思，不过是不好惹罢了……”我向李丽解释着。

可惜，小五不愿意读书，当年他就辍学出去打工了，很快就处了一个对象，不久便同居。半年不到，继母便草草给小五张罗了婚事。婚后，小五两口子承包土地，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14号，我和那个第二名的小姑娘一同候考，她笑着打招呼：“姐，我到底还是学了个‘协议班’，我妈说反正能退费，为下半年的国考备战。”

那一瞬间，我对自己之前的努力感到无比后悔。再往后，就连1分钟都熬不过了，我大声嚎哭、以各种姿势摔下来，完全放弃了自己。以至于后来一整节晨练课两个小时，全部用来罚倒立了，罚到我感觉不到手的存在，轻轻动一下头就想吐，看到教练那一圈一圈的眼镜片，直叫人恶心。

每天不管多忙，继母都要给二姐和妹妹扎头发，编出各种花样的辫子，还经常给她俩买漂亮衣服，惹来一干小伙伴的羡慕。渐渐地，她俩便成了继母的跟屁虫，天天黏在继母身边。生母去世后，我们几个都是自己洗衣做饭，而继母来之后，我连内裤、袜子都没再洗过，她只让我多花些时间在学习上。

刘姐也哭了，流着眼泪跟我们碰杯：“别放弃，谁都不许放弃！不是有人说嘛，所有不曾打败我们的苦难，最终都会变成我们的财富……”

我们每天都要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双手撑在一根条凳上，双腿弯曲往地上用力一蹬，同时收腹、弓背，向着天花板猛踹腿，一次做几十个，重复无数次，一天一天练下来，直到有一天，就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当然，只需要一个周末不练习，就会让已经变轻的身体回到起初的沉重，只有通过力度更大的练习才能再一次轻盈起来。

当时嫂子没在家，妈妈的举动被村里人看见，赶紧告诉了嫂子：“那不是你家婆婆吗？”嫂子急忙赶回去，见妈妈还在院门附近徘徊。

“哎哟，老板。真没法儿便宜了，再便宜我就要亏本。oppo的最少30块，三星50。你去手机店里买，这款三星的最少要100多。”

父亲和妈妈得病之后，彼此昵称对方“傻子”。有时，父亲在睡梦里会叫“傻子”，妹妹听了，就含糊不清地答应。得了脑血栓的人偶尔会不清醒，父亲有时会以为妈妈出门办事了，总是问妹妹：“你妈啥时回来？”有时，父亲想妈妈想得实在烦躁了，会趁妹妹不注意时用左手揪扯妹妹家的地板革，然后用嘴咬，有时甚至咬自己的皮腰带，有一次嘴角都咬出了血。

随后我把班长叫到办公室，让他帮我盯紧刺头。我故意将班长的座位安排在了刺头的后一排，我怕刺头一旦遇上什么事就又冲动了，班长在他身边，也可以及时劝阻他一下，有个缓冲，然后马上向我报告，我可以第一时间把刺头的冲动扼杀在摇篮里。

类似这般光怪陆离的生活，大多数已经模糊了，唯独关于练功场的记忆，我仍旧记忆犹新。

尘埃落定后，刘姐和林哥请客。酒桌上，人人都喝大了。我们是真心为他们俩高兴，也用他们屡败屡战最终成功“晋级”的经历激励自己，相约下半年再战国考。

霍姆斯也察觉到应该离开芝加哥了。来自债权人和受害者家庭的压力与日俱增。

刘良可欣慰地点点头，但转瞬又是一脸愁容，不住地唉声叹气，搞得王安平也不知所措起来，但又不好多问，只能陪着刘良可在屋里干坐着。过了好久，刘良可终于开了口，说自己确实遇见了一件烦心事——就是刘欣的婚事。

李建对我百般呵护，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忙里偷闲时，大家总开我俩的玩笑。我不恼火，心里还觉甜滋滋的，我喜欢上了这个才华横溢的男生。

吃着刺头给我买的米线，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格外好吃，以前我也吃过一次食堂的炒米线，不是太干就是太油，但今天这米线咸淡适口、软糯适当，一切都很和我的口味。

这位长相端庄、衣着朴素的女子下了车，走到我们姐弟4人跟前，没说话，只是温柔地看着我们。大姐、二姐还有小妹都轻声唤了声“妈”，而我低着头，用余光瞟着这个即将成为我们继母的女人，满脑子都是白雪公主被继母残害的画面，迟迟不肯张嘴。最后，奶奶在背后掐了我几下，才拧出一声“妈”，比蚊子声还小。

但最终让王安平下定决心的，还是刘良可的一句话——“你毕竟姓王不姓刘，咱们之间还是隔着一层纱的，你真要和你欣姐结了婚，咱就成了正儿八经的一家人……”

说说笑笑，我就是不肯“就范”。李建只能刮着我的鼻子叹气：“行行行，随你吧，大不了我养你！”

7月初，市里招录合同制的社区工作者，我一考便中，而且成绩遥遥领先，心头的阴云总算是开了一条缝儿。

我也抱着两块砖头，正要递给刺头的时候，忽然手一滑，其中一块砖头直接砸在了我的右脚面上。

一次喝酒时，王安平心中苦闷，便把过年时自己与妻子吵架的事情讲给了同乡，他原本只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没想到，同乡却告诉他，刘欣在老家“有情况”了，很多人都知道，只是大家都瞒着王安平而已。

我有些生气，强忍着说：“钱的事儿我不管，但那笔钱是你俩这次发生冲突的根源，不解决了以后还得闹。”

小姑娘踽踽离去，望着她步履沉重的背影，我像是看到了从前那个进了面试欣喜若狂、面试之后又满怀绝望的自己，莫名地有些心疼。但愿她的考公之路比我顺利吧。

1999年10月，杂技团与临市艺术学校联合参加50周年国庆演出，在蔡国庆和王霞唱歌的方阵里表演集体车技和舞蹈。秋天的北京已是寒风刺骨，我和倪虹藏在花车里候场，紧紧挨着取暖。演出结束后在北京逗留的两天里，我俩不顾领导反对，偷跑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留下了很多照片。倪虹还兴奋地对我说，我照相的技术真好，把她拍得很美，让她想起了自己原来一直怀揣着一个明星梦。

霍姆斯也察觉到应该离开芝加哥了。来自债权人和受害者家庭的压力与日俱增。

我不怕他嘲笑我沦为封建迷信的“大妈”——不能吃皇粮能经商，又与我妈所找的高人口吻一致，都是靠生辰八字测算出来的，这还能错了？

被打的人是王安平的岳父，我问蹲在地上的王安平怎么回事，他沉默不语，好像还在气头上。我拍了拍他肩膀，说在这儿不愿说算了，反正也要去派出所，回去说吧。

继母显然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我，惊慌失措。看着随后跑来的我的同桌，继母想掩饰她的身份，然而，我紧紧地拉着她，向同桌介绍：“这是我妈妈……”

“小张，你有没有想过，既然刺头并不坏，为什么他又惹出这么多事情呢？”老李问我。

哪个父亲不说自己孩子好呢，我心里想着，礼貌地笑了笑。办理完手续，我便告诉他们，这会儿去寝室整理好床铺，徐斌的爸爸就可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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