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袁喜欢跟病友吹水，说自己曾任某国资银行的大官，级别很高，管不少人。他手里时常有烟，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被护士没收过好多次。一些“老烟鬼”为了求口烟抽，在他吹牛的时候，总在一旁吹捧。

不仅钱不少，风险更是微乎其微——毕竟是外国人的考试，在中国作弊被逮到，多数情况也就是被记个黑名单，顶破天不过是被对应国家拒绝入境几年而已。对此明骏根本不在乎——因为家境原因，他根本未曾有过任何出国读书或者旅游的奢望。

“你那些菜，就是到最后也卖不了多少钱。不如卷旗收兵，还少亏一台柴油机钱，还少费几个月的功夫。”

“男人不抽烟，天都塌半边。”老乌说到这里，眯着眼开了句玩笑，随后眼神又凌厉起来，“赌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可是医院，能跟个赌档一样？”

“那不然呢？”老乌叼着烟，“我不是铁石心肠，一根两毛，又不是给不起，哈！”

原来，是有人向领导举报，说大弟在养殖场后面种菜，一天到晚浇水，从厂里偷电，于是办公室领导让电工给他把电掐断了。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进科里时觉得走廊里少了点什么，原来是曾春花的女儿和她的婆婆走了。回头看了看到那祖孙俩睡过的地上，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一干二净了，仿佛她们不曾在那儿住过一般。

院里罚扣了老乌1000元奖金，还在局域网上全院通报。院里的大伙有的为老乌忿忿不平：“病人抽烟嘛，谁心里不知道，劳师动众的。”

老袁和老郑的 “冥顽不灵”让老乌火冒三丈。他特意挑两人赌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冲过去一脚踹翻摊子，当着一众病人的面，把烟踩得稀巴烂，指着两人骂道：“当老子跟你们开玩笑呢？！滚回病房去，一个都别想再下来！”

择偶坡度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该理论效应认为，两性在择偶上存在坡度效应，也就是男性倾向于找年龄比自己小、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而女性则刚好相反。[1]

“别！”老郑赶紧把烟捡起来，吹吹上面的灰，恭敬地放在李护长手里，“千万别啊，李护长，我还想看看孙儿呢！”

在放下心的同时，明骏知道，自己的这份“兼职工作”，已经做到头了。

“我要吃肯德基，我要吃肯德基，爸爸你带我去吃肯德基！”孩子还在闹着，王辉也一言不发地坐在病床旁玩手机，对小女儿的哭闹充耳不闻。

其实脏和累，对我们这些老护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着病人抢救不过来。老一辈人说，“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每一个女人升级为母亲都要经历与死神共舞的九九八十一难，以前是，现在仍是。在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孕产妇死亡病例，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

“养在深闺人不知”的上海小姐，都纷纷换上新式旗袍，扭着腰肢，袅袅婷婷地走上街头。

两个人相亲不可能忽视自身的感受，这种含糊的感觉很难说清楚，但就像这位93年的姑娘解释的“合眼缘”一样，往往可能看一眼就能确定他/她是不是我想要的另一半。

若是有人夸捧两句，老郑能乐出屁来，立马掏出一根烟点上，热情地与之分享。但老袁对他这个“嗜好”颇看不过眼：“老郑头，能不能别总在老子面前显摆，嗯？”

隔天早上7点半我到了医院时，曾春花的婆婆正在走廊里叠尿布。尿布都是大人的衣服改的，花花绿绿，仔细一看，上面还有一块块大小便的污渍。

想象一下，女性在走动时，裙摆飘荡，修长的玉腿时隐时现，必定性感又撩人。

我问他既然不干了，为什么不把铺盖、棉衣那些物什带回来，那可都是钱买的。他说自己是偷着出来的，背着大包容易被人阻拦。

不过，他是真没想加入代考中介，因为就算去替考，不仅自己要负担全部风险，还要被中介抽四到五成的水，性价比上“颇有些不值”而已。“我那时候想，如果我自己找客户的话，一场考试我能净挣三五万。学生花费也没多少，只要小做个五六场，读研究生几年的钱就全有了。”明骏后来这么对我说。

大院照常运转着，每天有人出院，也有人入院，忙忙碌碌。老袁跟老郑在大院的隐蔽角落继续着自己的“事业”，老乌间或向他们“施舍”一点赌本，李护长跟一众护士时不时去敲敲边鼓。

见面之后，中介工作人员才告诉明骏，毕竟sat是面向高中生的考试，因此要是“枪手”长相过于成熟，到时候未免横生枝节，所以需要再专门见一面确认一下，作为“双重保险”。中介人员给出的结论是：以明骏的外貌，声称自己是高中生“问题不大”。临走的时候，他也没忘记提醒明骏尽快办理护照，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安排你‘接单’了”。

老郑高高的个子也折着，在一旁赔笑：“李护长，下次绝对不敢了，能不能……”

比家庭条件吐槽得更多的，分别是出现了28605次的“工作”、19434次的“户口”和13124次的“脾气性格”。

这很奇怪，从全国范围来看，明明15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4]，但在城市中大龄高知女性在择偶市场却处于不利的地位。

听病房里的老护士讲，老袁膝下无子，住院费用全由以前的单位负担。他老婆去世后，屋子彻底空了，医院成为他实际意义上的家。

“你明知道自己没钱为什么还租那么多地？少租一点，先试试不行吗？”我气不打一处来，依着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他最好趁早撤伙不干，干下去只会赔得更多，“你还签了5年的合同，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你如果能干满1年，我爬给你看！”

这天也是金明明入院的第3天，仍有许多亲戚围在她的病床边。她的两个闺女也来了，11岁的大闺女到了病房后，坐到椅子上自顾自地拿起了妈妈的手机玩游戏，5岁的小闺女吵吵着要妈妈带她去吃肯德基——在我们这个城市，似乎只有周末带孩子去吃肯德基，才算是合格的父母，孩子们以父母带自己去吃肯德基而自豪，是他们在学校里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今年春节期间，听说大弟于去年下半年在南方某地包了一块山头，搞养殖，饲养土鸡，卖土鸡蛋。弟媳说，他这几年打工，每次都不长久，钱花完了找地方干两三个月，随后又辞职。他总说：“打工再怎么样也发不了财，我就是要饭也不愿打工。”

“根把的有什么要紧？”老乌叼着烟，颇不以为意，“两杆老烟枪，病房又不让抽，你让他们哪里憋得住？又不是天天给。”

“财大啊？那没问题了。我专八也是在财大那个考点考的，那边监考很松，监考的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爷子老太太，估计是他们退休的教授吧，反正也不认识我们。我到时候直接拿你的身份证、学生证和准考证过去就行了，连假证都不用办。”

我换完护士服出来时，小杜告诉我：“护士长，曾春花那个病人的婆婆说要还被子，我放在仓库里了。”

一条是背“机经”：以sat为例，colleg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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