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家家底厚,对梁子创业的想法,父母只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大乐的父母则是坚决反对——他们在国企里待了一辈子,一步一步才当了中层领导,根本不相信儿子有创业掌控局面的能力。
中间的一个礼拜,大乐白天去买制作奶茶需要用的各种物料,晚上和梁子一起按照从总部学来的制作方法,把菜单上每种奶茶都做上一遍,让我们评判好喝或者不好喝,再调整口味。试喝到最后,我们几乎整天都在奶茶和卫生间之间往返,一边哭喊着余生要和奶茶断绝所有关系,一边又强迫自己把他俩新做出的奶茶灌进嘴里。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他养鸡和种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
对于这个全新的东西,他显得谨慎,打算用遥控控制:“我坐不坐上去都一样。本来发明飞机,先无人,再载货,再带人。但这个飞行器100%会没问题。”
原以为姜涛说“抽空再来”只是一句托词,不想他很快就回到了派出所,说自己正好也遇到点为难的事,既然今天警察问了,他也不妨讲讲,“看看警察有什么办法没得”。
比家庭条件吐槽得更多的,分别是出现了28605次的“工作”、19434次的“户口”和13124次的“脾气性格”。
原以为姜涛说“抽空再来”只是一句托词,不想他很快就回到了派出所,说自己正好也遇到点为难的事,既然今天警察问了,他也不妨讲讲,“看看警察有什么办法没得”。
甜甜的爱情总是别人的,隔着屏幕吃狗粮才是当代单身青年的真实写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选择单身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也不希望一直单身下去,当单身青年身边没有可发展对象时,相亲其实不失为一条解决婚姻大事的途径。
大乐早就产生了放弃的想法,只是碍于梁子亏了不少钱在里面,才陪着苟延残喘。正月十五刚过,大乐就拉来了自己的大学同学入股,同时来的还有6万块的房租和一份麻辣烫锅底配方——这位同学爸妈在另一处开了一家麻辣烫,生意不错。
听朋友讲完,我一度以为自己坏了耳朵或是瞎了眼睛。张家鹏在我看来就是“老赖”一枚——小时候就偷鸡摸狗的人,长大了也难改本性,和这样的人合作,简直是引火烧身。
在梁子的鼓动下,大家开始还都跃跃欲试。我们挨个回去和家里人商量,希望家里人出钱资助。我父母说支持我试一试,但一想到和朋友合作,我心里却绕不过去一道坎儿——利是一把刀,我担心到最后大家连朋友都做不下去。
我目瞪口呆:“怎么我不该上,就该让你上?是咱们同时考上了,没让你上还是怎么的?”
刚刚还兴高采烈的梁子,立刻耷下脸来叹气——我才知道他被骗的事情。
他又看了看他的岳父,犹豫着不敢签字。“看我干嘛?让你签字就签字!”金明明的父亲冲着女婿大声地嚷着。
大乐带着这些年从生活费、压岁钱里攒下来的几万元,和梁子开始了创业。他俩每天开车在市区里转来转去,在各大商场、商业街、食品街里寻找创业项目的灵感。
曾春花在我们科住院的几天的时间里,不光我们护士把饭菜打包给她的婆婆吃,还有好几个住院的病人家属,也把吃不了的饭菜或者专门给他们从餐厅打来饭菜给他们。这样一来,也算为曾春花家节省了一些开支。
在3月的一个深夜,他在手机上告诉我决定退出。这个决定也是压倒大乐的最后一根稻草。大乐默默地在店铺的玻璃门上贴了“转让”,告示上写了他的电话。
主任听完她丈夫的描述,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你们正常做产检,也许就提前知道存在这些瘢痕妊娠、孕期高血压等这些问题了,积极干预和预防,也不致于让她病成这个样子!”说到这儿,曾春花的丈夫便低头不语。主任接着说,曾春花现在的营养状况非常差,重度贫血,而且凶险性前置胎盘容易大出血。术后出血过多,使她的情况很不容乐观,各种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舒满胜上过新闻:第一次是在2011年,当时有人在微博上爆料,“武汉一超牛农民自制飞碟试飞”,并附了一段7分33秒的视频,然后就成了报纸上的豆腐块;第二次是2018年,新闻标题是,“男子15万元造‘飞碟’试飞涉嫌违法”——他做了一个飞碟形状的飞行器,发布了一条试飞视频:在夜色中,蓝绿光芒的碟状物,升到空中七八米,过了1分多钟后,它缓缓回到地上。这个“飞碟”的造型吸引了很多网友,自称为“外星人”的舒满胜也很喜欢这种神秘感和噱头。
“他把送礼的钱算是借我的?”舒满胜提起这事就一肚子气。他还记得,当时钱是侄子跑着送来的——“我爸刚打牌赢的,说赶紧给你拿来”。
那天,这对母子在派出所一直耗到晚上10点,临走时,姜艳终于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气呼呼地说“这事儿没完”,一定要去“找他爹算账”。签完字后也没理儿子,径直离开了派出所。
我想到这几天出院的两个孕妇:28岁的曾春花,31岁的金明明,她们都是如海棠花般的年华。
串串店在开业时聘了一个大爷和一个大妈做服务员,月薪1800元,把店里打扫、上菜、点单等所有杂活都干了,张家鹏和他的发小直接做起了甩手掌柜。两个人除了收钱,就再也没做过任何事。而梁子一直托大乐每个月初代自己到店里查账,大乐不懂账目,只是简单比对了每个月的营业额和成本的差额,算好分的梁子的那一份利润没有出入,便打道回府。
尤其是在传媒、互联网、经管等领域,频繁地跳槽已成为常见现象,也成为年轻人努力扩展事业的重要途径。《报告》显示,诸多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三年内的平均雇主数都在2-3个之间。
[1] 许荣漫. (2013). 城市青年集体相亲行为研究 (master's thesis, 南京大学).
看没有砸到母亲,刘进回手又去拿桌上的玻璃杯。同事一边阻拦一边大声呵止,我赶紧趁机把姜艳推出房间,让她先去派出所等我们。
比起大哥、二哥的凶狠和蛮横,舒满胜更挂念早早过世的三哥:“他太怯懦,读书对人有伤害,他高中毕业,考虑东西多。”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难的背后,是大学生们在职业选择上的迷茫。在知乎平台,“大学学什么专业最好”的提问已有3000余个回答,1000多万次浏览。多数回答将各专业与其对应的行业前景连接,但结论不一。
那天返程的路上,刘平一直在讽刺姜艳,说他早说了,儿子高中毕业就去国外念书,钱都准备好了,都是听了姜艳的话,非要留在国内读大学,不然哪有这么多问题。最后,刘平的一句“不会教育孩子就别教”彻底激怒了姜艳,她歇斯底里地冲刘平怒吼,半路就下了车。
“警官,你都看到了,这像一个儿子该对母亲做的事吗?”一进屋,姜艳就愤怒地向我抱怨。我给她倒了杯水,安慰说:“你儿子可能真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我问姜艳刘进有没有结婚,姜艳更生气了,“嚯”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不提结婚她还不生气,几年前她曾给儿子介绍过一个女朋友,各方面条件都很好,都要谈婚论嫁了,却被刘进父亲强行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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