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律师，是谁拍下的这段视频。律师告诉我，吴永宁在攀爬高楼时通常会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选好地点架在对面的建筑上，这样可以记录下他攀爬的全过程，另一部手机他随身携带，用来自拍——这也解释了他从高楼坠落后为何无人报警，任由尸体第二天才在下面的平台上被人发现。

迎着湘江边上的凉风，我们又聊起当年，大家满心怀抱着媒体人“为民请愿”的热情，w君便叹了口气，“我给你说说我这几年的经历吧……”

刚开始我还挺高兴，心想又多了个大朋友。但很快，我就不愿意跟国栋一起了。

由此初步计算，若加上拖欠的公积金、社保费用，汉能集团目前所欠员工费用至少10亿元以上。

这一刻，我仿佛觉得法律是在保护我，让我可以放心地去从事这份兼职。

中间有一次冯福山回家，借用了吴永宁的手机，看到了吴永宁微信的前几张图就是他在爬高楼。此前冯福山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他吃惊地问：“你爬得高高的，这是在干什么？”吴永宁回答他，那不是真的，是电脑合成的。

还有一次是某短视频平台上架新版本app，请吴永宁做推广，介绍他时的推介语是——“永远不懈为力，成功输出巨星”。宣传方案上写着，要求吴永宁站在大楼楼顶开始挑战项目，全程露出关键字样“xx（

长痛不如短痛。希望这一次与猪的“失恋”，是为了下次相逢时，我们都能更成熟地面对彼此。

当然其中也有遗憾，比如一直都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不过她对此也表现得非常洒脱：“让我的高傲配得上我的单身，优秀的女人一辈子都会有向男人说‘不’的勇气！”

而我，如今房子也买了，老婆也娶了，工资也涨了，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停止了代写业务，转而开始做自媒体，得益于从事论文代写期间锻炼出来的文字编辑能力，我靠写稿虽然赚得不多，却真正感受到了用文字赚钱的喜悦。

根据调研得来的数字，在现实情况下，大中小规模在粪污处理上每年将分别造成每头猪1.96、10.01、12.58元的亏损。

当天回到家，我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数了数，整1000块。再往后，每周我都会参与多次这样的“采访”，等到年底我专门算了一下，光我自己的红包收入就有3万多，几个大单还另有分红——半年进账超过5万块，这在我们县里面，的确算是高收入了。

学生带着哭腔说：“导师已经找我谈话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毕业……你能先把贴子删了吗，我付给你稿费，但是我的零花钱大部分都给了那个骗子，只能给你200块，可以吗？”

“我们搞了这么久，还没见有人报警。”小明很快又提高声音说，“即使有人报警也没关系，警察也会忌惮我们的！”

在我从事论文代写的这两三年间，我认识了不少中介和写手，他们接触这一行业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坚持下来的原因却基本一致——那就是能让他们过上想要的生活的，不是赚钱，而是赚“快钱”。

那晚，w君告诉我，陈杰人被抓，对中国假记者行业和职业维权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盘踞在小县城的那批假记者来说，这件事也不足以影响到他们的存在。“毕竟，山高皇帝远，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本地人。只不过，吃相比之前好看多了。”

旅行的最后一天晚上，大家都累了，横七竖八地躺在酒店里聊天。这几天笑过闹过，此刻喝了点酒，有些意兴阑珊，也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

2019年1月，我和法官从北京来到长沙，进入了吴永宁坠亡的建筑。物业人员带着我们穿行，走过一个又一个通道，过了好久才来到那个相当隐蔽的坠亡点——这些都是当初那场事故的伏笔。

云青说着，给我发了一张当时她们在郭老师家的合影。照片中的许娜，体型壮硕，膀大腰圆，宛如市井街头摆摊、扯着嗓门招揽顾客的中年妇女，和她微信里的形象天壤之别。

1995年老姨到我家走亲戚，问奶奶村里有没有30岁左右还没成家的男的，说自家有个侄女，男人在矿上上班，赶上塌方人没了，现在带着一个8岁的男娃，日子也不好过。

网友的担心也很多：“我们不能再点赞了”，“强烈要求封杀此人号”，“真不知道这是在宣扬什么”——类似这样的留言并不在少数。

李村长一进门，就笑呵呵地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包“和气生财”香烟分给我们，叔叔拿着烟，故意问了一句：“你就是这次当选的村长？”

另外，推进规模化也要体谅养殖户的难处，借着环保行动之名，强制逼迫散户退出市场，影响的是千千万万养猪人生计。若再撞上不测影响猪肉供给，那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计了。

“她知道个啥，平时叽叽喳喳的，其实一点心眼都没有，遇事儿也没个主意。她连大明得的啥病都不知道。前几天我见她去上柳树村赶会，就问她咋不回家照顾大明，她说没事，都出院了，不用跟前老守着人。我当时才知道，国栋连她也瞒着呢！”

自始至终，大明叔从来都没对国栋说过一个“不”字。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大明叔傻，这辈子不值，后来等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大，才能慢慢理解大明叔——父子之间本没有道理可讲，感情很微妙，也很悲壮——尽管国栋也不是他亲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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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花婶子思前想后，当天就找到几个本家，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宅基地卖了，求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人想买，价钱可以比别人低点，但是要快，年前就要去北京。

他却一脸不屑：“你现在每个月拿几千块钱就很光彩吗？能赚钱才光彩。”

“啊，是记者，你们坐，你们坐……”男子一听是记者，果然脸色变了，连忙跑到叔叔面前不停搓着双手请我们就坐。

俊涛跟同事要国栋的联系方式，同事问他跟国栋是什么关系，俊涛说我俩一个村的，同事就疑惑地瞪大了眼睛，“一个村？他不是市里的吗？”

吴永宁也打广告，有一期他的视频是穿着某运动鞋品牌做危险动作，最后打出“买鞋找xxx”，店铺卖家通过微信转给他几百元。

我们的目标，是弄垮县里的一家纯净水厂——县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亲戚也办了一个纯净水厂，为了垄断市场，亲戚出面请局长帮忙。可公安局既不是质监局、也不是工商局，不好出面直接找茬，只好找到叔叔帮忙，以媒体的名义去“制裁”对方。

每年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每次有这样的新闻出现，我们“论文交流群”里就会引起一场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而越是讨论，中介与写手们就越是认同自己的“正确性”——至少从小处来讲，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客户也是“为了生活”。

到了临场那天，我们的演出很顺利，眼看到了尾声女儿和妈妈和好的桥段，没想到，和我演对手戏的许娜，眼泪突然夺眶而出，抱着我直直跪了下去：“妈妈，对不起，我太不懂事，错怪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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