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确实精彩，也异常残酷。她能力本就不出众，社会经验几乎为零，加上过于内向胆小的性格，漂泊了1年，始终没有找到喜欢的，又能够养活自己的职业。途中生了一场病，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之后，不得不回到学校。而此时她的前夫，已经重新结婚，并被调入县城中学。我问她后不后悔，她又否认了。

韦丽被送来的时候，因为苏家的背景，院里很重视，安排了专家组会诊结果出来后，让老康接手。

虽然只是一句客套话，但李老师似乎很受用，满意地点点头。继而开始介绍她的光辉事迹，又是去上海读博、又是出国留学的，还鼓励我好好干，说以后考博时可以给我推荐一位有名望的导师。

黎南松说，工地上从来不缺小工，但那些死了的人却需要他这么一个人，来给予他们最后的体面，“箩筐里的那些孩子真可怜。接生婆走了，走完了自己带着使命的一生。现在该我做点事了。”

良久，她又回了一句：“抱歉，我没准备好……”这话让我实在摸不着头脑，只好作罢。

韦丽被送来的时候，因为苏家的背景，院里很重视，安排了专家组会诊结果出来后，让老康接手。

她本以为，这是一个属于她和那个男生的“秘密”，然而男生后来的做法，使她险些做出轻生的举动——回到教室的她，在书桌里发现一张纸条，是另一个男生的字迹：“晚上来车棚，我也要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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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丽嫁入苏家后不久，就被调到职能科。公公说：“我们家的儿媳，不能总干伺候人的工作。”

也有人替他抱不平， 说那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当是狗咬狗，以后没事不要去多管闲事。现在干他这行的人少，物以稀为贵，可以多要点钱。黎南松却说，自己只是给亡者穿几件衣服而已，怎么还指望着这点事发财。孝家给一篮子肉也好，给几个鸡蛋也行，“我早都不图这些了”。

我把书放在信箱上，和少年站在附近聊天。许是被她看到了，她很快又发来消息，说如果我不离开，她就给保安室打电话。

我把这事跟老姚说了一下，老姚告诉我，这个6万多很可能是房子的标准价或是成本价，具体是什么还得等单位通知。

我跟他谈案情，以及对量刑的看法，想让他安心。还说如果有什么需要，让里面的管教给我打电话就是。黎南松却说他信奉律法，愿意承担罪责，还问他妻子是否安好，有没有付给我费用，没有的话他过意不去，“你婶婶的事没我什么功劳，不能亏待你”。

“那赵大爷家怎么办？他名下也有两套房子啊，他自己一套，小赵一套。总不会他们老两口也离婚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我送他回家的路上，他跟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自己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进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却一步也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他想去殡仪馆看看，“想看看那些专业的人是怎么做事的，我只会像缝衣服一样缝那些残缺的尸体，没技术的”。

3月份，研二下学期开学没多久，有关毕业论文设计事情需要李老师签字，那天我到了办公室后，发现她并没有签字，而是板着脸说：“你师弟上次没报完账，你为什么不去帮忙？这两天去跟你师弟赶快报销下。”

他说自己30年前曾是本市国营工厂的职工，80年代初期端着铁饭碗，因为性格仗义，替人出头去打架，正巧赶上“严打”，被判劳教在监狱里待了2年。出狱后，单位将他开除。无奈之下，他只得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下经商。期间，他学过厨师、开过饭馆、当过倒爷，但不论做什么，一直不温不火，也就是维持温饱。

此后，她的讲述依旧并不主动，明显带着犹豫和畏缩。我想缓和一下气氛，就先问了问她这么多年的“教育心得”，没想到她却说，“虽然做了25年老师，可我却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教育者，但凡有其他技能，我早就跳出这个行业了。”

按照李老师要求，没几分钟我俩又完完整整地将这些钱转给了她，总计4100元。

长大成人，江志明吃尽了没文化的苦，深知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于是，家里那个唯一能读书的弟弟成了他最大的希冀。

那段时间，我常在朋友圈看到她的文字——或开心、或悲伤、或哭诉，像个孤独的孩童在对着手中的布娃娃喃喃低语。但我也没想太多，因为到了腊月底，我便因工作变动收拾东西离开了绥化。我把带来的几本书留给大姐，请她有空交给她表妹。等收到感谢信息时，我已经回家好些天了。

我明白了老康的意思。此时的韦丽，无论是不是正常，出现这种“异常行为”，都免不了要到精神病专科走一遭，更何况，还有“或被动”、“或主动”的来自外界的“推波助澜”。

某日，公公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小韦呀，我看你也恢复得不错，你跟小承也应该……”

我一时记不起黎南松是谁——其实老家好多人我都不认识的——他们就告诉我，只有警察过来调查的这两天，大家才正儿八经地喊他名字：“就是那个头脑不正常的背尸佬，作孽。”

“就是那天，单位里有人说我偷懒，我跟他们吵架，然后我妈跟我妹就……”她夸张地挥着手，语速奇快。

“你们这都从哪得到的消息啊，怎么跟搞传销的一样，上来就不相信单位。”听老爸的语气这么笃定，我有点吃惊。

上周房子过完户，我去单位房产科办理房产登记时，科里的大姐拿出一套代理委托书让我签字，我粗粗扫了一眼，发现是一套《房产移交工作全权代理委托书》。

黎南松说，工地上从来不缺小工，但那些死了的人却需要他这么一个人，来给予他们最后的体面，“箩筐里的那些孩子真可怜。接生婆走了，走完了自己带着使命的一生。现在该我做点事了。”

从山上下来，接生婆一直没有说话，没几天就病倒了。黎南松说，唯一欣慰的，是她身体上没有痛苦，走得很快。

当时，她正在厅堂里翘着二郎腿嗑瓜子，脚下还踩着一本《后汉书》。见我来了，她把瓜子皮往地上一吐：“你们要收费贵，就算了。他在外头一年挣不了几千块，还要倒贴钱肯定不行。家里都是我在操持，有他没他一个样。”

“他给你什么药？”我的职业习惯又开始提醒我，这里可能是关键，所以我再次地打断了她。

“也就是说，”我正了正身子，眉头紧促，对着老康，“韦丽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精神症状？”

结婚半年后，小承突然提出要去英国留学。公公跟婆婆都同意了，很快帮小承办好手续。谁都没有问过韦丽的意见，韦丽没有反对，也不敢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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