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她也有过一些疯狂念头。有次她走在铁轨上走，身后震天一声汽笛，而后是“咔嚓”的扳道声，她转头一看，一个巨大的黄红色火车头朝她脚下这条轨道疾驰而来。

孙红卫跟民警讨了根烟，哆嗦着猛吸了一口：“曾经有办假证的人找过我，让我替他们发送办假证的信息，我拒绝了。本以为不发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没事，没成想，原来使用这个设备就已经是犯罪了。”

后来，他也不再勉强母亲住在家里，而是偷偷跟在她身后，看她想去哪里。他见母亲进入山洞后反而睡得很安详，便悄然离去。第二天将米和油放到洞口，后来每月定时送几次，时间久了，母亲的精神状态反而好多了，有时换了地方，也会主动回来给他讲一声，说自己需要点什么。

老康每次一踏进大院，便会有十来个病人一窝蜂围上去，七嘴八舌，问着各种问题。老康的业务水平很扎实，往往几句就说得病人“深有感触”，那些治疗多年似乎“看不到希望”的病人，听老康讲话，也会连连点头。

“小姑娘，锁窗户的锁可多了。”老板没耐心了，摆摆手让她走，“你这啥也说不清楚的，回去让你家大人来买吧。”

2016年3月底，一个男人欠了长条2万块赌债，久拖不还，不敢露面。长条拿着菜刀挟持了男人的父亲和儿子，限男人2个小时内带钱出现，不然就以命抵债。

公公吸着烟，不搭话。婆婆则说：“又没生孩子，年轻人嘛，离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韦丽开始“放飞自我”，她不再尽力控制，任由自己的思维天马行空，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飞得到处都是。她明显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喜怒无常，无法自控。她有时会莫名大笑起来，仿佛有人掐住她的脖子，扯开她的嘴巴，逼迫她发出“咯咯”的笑声。有时又会莫名地发怒，把摆好的档案扔得到处都是。

入学一周后，李老师让我去她办公室。这几天通过跟师兄师姐的交流，我对李老师做事风格开始有一点了解，她向来不喜欢在电话或微信上谈事情，只在当面谈。一开始我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后来才知道，她这是做事谨慎。

这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江菲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把他推下去。

在排了两天一宿的队之后，我们家终于成功过户了房子，看着刚签好的购房合同，我心里默默地念道：可算是结束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诚的确老实了不少。被反锁在家无事可做，江诚、江菲兄妹俩多数时间是蹲在客厅打乒乓球、搜小彩电上仅有的几个节目看；想吃零食了，就打开客厅窗户，朝铁道职工家属楼那边大喊一声：“吴爷爷！4包臭干子！”几分钟后，会有个手拿辣条的老大爷从拐角出现，然后只要拿毛线把放了钱的塑料袋吊下去就行了。

“哥，求你别出去了，快回来吧，太吓人了！”江菲怕得要死，看江诚脚下打滑了好几次，吓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捂着眼睛不敢再看，想拉哥哥回来，又怕吓得哥哥掉下去。

江志明没说话，只是跟在妻子后头往主卧走——这些年夫妻俩辛苦攒下的一丁点积蓄和值点钱的东西都放在那间屋子里了。

小承吼了起来：“你别以为你那点儿心思我们不知道，你那点本事，能混到现在这个位置？知足吧！”

师姐沉默了一会儿，说：“或许一些重点院校的财务审核制度会严谨点，但像我们学校，多半是走过场。只要领导签完字，负责印章的人基本不会认真审核，除非是比较重大的科研基金。”师姐顿了一下，继续道：“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学校的财务报销流程很简单，单据和材料都是小问题，大问题是院里的领导愿不愿意签字——你觉得李老师上次让我们去吃饭是干什么的？”

孝家跪了一段时间后，娘家人向他们挥手。黎南松和主事人再次喊：“天下太平，鸣炮，奏大乐——”

其实女儿倒不需要他们操心，他们这个决定，本意是想关住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不让他出去跟社会青年鬼混。

在侦办此类案件时，固定伪基站发送短信的数量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因为伪基站设备在工作时会非法占用合法基站的公众移动通讯频率——说白了，在伪基站覆盖范围内的gsm手机是没有信号的，伪基站局部阻断了公众移动通信网络信号，除了它发送的垃圾短信外，手机什么都收不到。

两天前，老家的人给我电话，说“那个不争气的黎南松”又闯祸了，乡里乡亲的，让我有空去帮他一下，假若没空，就当是“听一下风响”——“祖孙俩的家属都嫌他多管闲事，事是他自己惹出来的，人家已经把钱还了，只求个万事太平，他倒好，乱来。”

韦丽跟小承很快就领了证，但没有摆酒。小承的爸爸——此时是她的公公，宽慰她说：“老爷子刚走，先这样吧，等过了这阵再帮你们补上。”韦丽自然不敢反对。

韦丽离婚后准备辞职，但当她将辞职信递上去的当天下午，小承的爸爸打来电话：“小韦呀，算是我们亏欠你吧。我跟你领导打了招呼，换个轻松点的事，不要辞职了。”

黎南松就连忙摆手：“我在那里生活快60年了，还是了解他们的，你说的太不真实。”

师弟可能是从别处听到了风声，直接去学校财务稽核部门揭发了李老师。

“当年我太小了，根本不明白那个男人在对我做什么。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显然还是新手，一副很紧张的样子，不时走到窗边朝下看一看，又回来抱住我，亲我的嘴，摸我屁股，说他爱我什么的。我觉得很奇怪，就开始哭。他从兜里翻出水果糖哄我，见我还是哭，就用手捂住我的嘴，说，‘再哭就把你捆起来扔铁轨上去，让火车轧死你’。再后来的许多次，我自己也不再哭了。我隐约意识到他在对我做不好的事，这事不能被别人知道。”

起初，孙红卫十分谨慎，只和一家房地产公司初步接触了一下。这家地产公司的楼盘卖得不太好，孙红卫就说可以负责“发广告”，双方还签订了非常正规的“合作协议”，随后，孙红卫就独自开着自己的奇瑞，拉着设备绕着城市主干道开始发信息。

也就在这时，刑警队抓获了假电台的“主人”——一个27岁的年轻男子，名叫孙浩。行动当天，刑警侦查员关闭了假电台，孙浩以为是停电，也没在意。两天之后电台依旧关着，孙浩去出租屋查看，和房主大爷撞了个满怀。

“是不是签了这个我就是甩手掌柜了，以后房产移交有啥事你们都不用通知我了？”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听到老爸这么说，老妈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可是几万块钱呢，你跟文州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要不然……”

回去的路上，心底的愤怒、委屈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韦丽越来越混乱的大脑，把一切搅得像一团浆糊。她想糊涂地躲避，但又不知道躲在哪儿去，想清醒地面对，却又理不出头绪。情绪就在这之间来回拉扯，一点一点支离破碎。她慢慢变得有些麻木，在麻木下，又似乎暗藏着她自己也无法明述的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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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了我把钱还给你！”韦丽十分着急，“我都好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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