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娘，你别客气！住院花销大，你拿着吧！也不能老吃咸菜。”不等曾春花的婆婆再推辞，我快步走回护士站。

“我要是上了大学，分到单位，当个一把手，在单位里我不就说一不二了？我就能把兄弟姐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你看我们庄另一个中专生，人家连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好了。你看看你！”

他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说那些了，你看怎么办吧！我那些菜眼看浇不上水快干死了，你不借钱给我买柴油机，就眼睁睁看着我的菜干死？”

“你这算投降啊。”老袁晃着手里的烟，斜着眼睛，像个老流氓，“投降输一半！”

2014年春初，他惯常地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开始还以为是新的派单通知——中介之前就经常更换号码和他联络，但还没等他的第一声“喂”说出口，那边就急促地说：“出事了，勿再联系。”随后，电话就被立刻挂断了，只剩下听筒里空荡荡的忙音。

“我先！”一个年轻后生坐了下来，夺过老郑手里的棋盒，“我来跟你下！”

我们查房时，金明明一句话都没说，她脸色蜡黄地半躺着病床上，吸着氧气，手中拿着手机一直在看。

一连串的问题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吐槽，相亲遇见的奇葩人和奇葩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极力反对：“你自己家里十多亩地不种，在这里花高价租地种，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家属，我们先告知一下——病人病情这么严重，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可能随时转入icu。再说，你们要求把病人肚子里的孩子引产？这个风险很大你们知道吗？说不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她就会猝死。如果不引产，她还能多享几个月的福。”主任说。

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我通知大弟按时交罚款，否则就让派出所去抓他。他没有钱，我只好替他交了几百元的罚款，还落个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我真是气得想摔头还找不着硬地。

3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各有输赢，但不一会儿，小文的烟盒里只剩几根，而眼睛张早就输光了，在老郑那儿记下好几笔账。

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卖了两年多豆芽，1999年，夫妻俩便扔下五六千块的大缸和设备，说什么也不愿干了。

明骏感觉胸口猛地一抽——后来他告诉我，那时候他感觉自己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反驳的话下意识冲口而出：“你谁啊，胡扯些什么呢？！”

大弟走后的两年，我去局里筹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还算稳定。可到了2003年，我也下岗了，靠打零工为生。

曾春花在我们科住院的几天的时间里，不光我们护士把饭菜打包给她的婆婆吃，还有好几个住院的病人家属，也把吃不了的饭菜或者专门给他们从餐厅打来饭菜给他们。这样一来，也算为曾春花家节省了一些开支。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当时曾春花的小女儿正甜甜地睡着，我听了，打心眼里为他们一家高兴：“那就好，多乖的孩子！”

老袁闻声，举起的手若无其事地放了下来，表情收放自如，打了句哈哈：“过——吓唬吓唬你们。”

“是为了豆豆吧。”老乌当时心里已猜了个七七八八，但还有些疑惑，“他孙子不是早就没了吗？”

“别废话！”李护长脚一跺，瞪着老郑，“我待会就打电话，叫你家里人以后别来了。”

按理说，她这个年纪的孕妇，应该是面色红润、两腮圆鼓，甚至有了双下巴，可她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凹陷着双腮，四肢纤细，全身上下好像只有肚子比正常人大点。我为她插导尿管，给她翻身时都被她的骨头硌了一下。输液时，她手上的血管也是清晰可见，一下子就扎进了她的静脉。翻看曾春花的病历，发现她怀孕前的体重是120斤，住进县医院的时候是100斤——也就是说，整整一个孕期，她不但没有胖，还瘦了整整20斤。

儿子红着眼睛，语气冰冷：“豆豆没了，你……你好好在这里治病吧，你住一天我养你一天，别回来了。”

我告诉他，账不是这样算的：“你有组织人员生产的能力吗？你有销售渠道吗？杂七杂八地算下来，还不如你老老实实摆摊卖货的好。”

2015年5月，我彻底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国的第二天，明骏就给我打来电话，说给我接风，请我去“凯宾斯基”吃饭。

那天酒过三巡，我们都有点晕。“那你现在还在做吗？”那天晚上，临近分手的时候我问。

以往，这样“捣乱”的病人大多是通知家属领回去。老袁孤家寡人一个，除了医院没有去处。典主任思来想去，只好先请老郑的儿子来一趟。老郑的儿子来的时候，典主任把老乌和我也叫了去，毕竟我们是大院的责任人。

“哎，打住！”老乌听到这里，警醒了起来，“你们是打算卖给工作人员？好你个老袁，说聪明你又糊涂，这里是医院，要是给人举报了，这不是既害老郑又害买你烟的人嘛！”

再加上通勤距离长以及工作繁忙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等，都市青年的社交圈限制是普遍现象。这时，通过相亲来解决婚恋的现实问题既直接又省时省力。[3]

90年代初，粮食系统是众人向往的好单位，许多人托关系，想方设法想进入其中，人员逐年增多。为了让这么多人有活干、有饭吃，我们局里要求各下属单位搞多种经营，开源增效。

“35床曾春花患者的家属请到护士长办公室来一下。”我拿起了护士站的呼叫器。片刻，“咚咚”两声轻微的敲门声后，曾春花的丈夫把门开了个极小的缝隙，露出了半张脸：“护士长，你找我？”

择偶坡度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该理论效应认为，两性在择偶上存在坡度效应，也就是男性倾向于找年龄比自己小、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而女性则刚好相反。[1]

说到这里，老乌摆了摆手，拒绝我递过去的烟，说：“我也不是想占便宜。这事毕竟不合规矩，全放在我这里，总比放在他们那里被人发现的好。老袁都对老郑这么够意思了，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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