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扮学生向代写中介询价，发现这个产业的利润远超想象：按2016年的市场价，单单就本科论文这一块，文科类的报价是千字80-100元，理科类是千字100-120元，而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价格更是高得惊人，一篇论文代写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而在利润分摊方面，通常情况是中介和写手各分一半，不过我当时只做“降重”这一个环节，加上中介黑心，所以我拿到的钱不到全部稿费的10%。

他跟苏大爷抱怨：“那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整个传染病大楼都是隔离的，一栋楼都没几个人，想治病的都去大城市了，留在这儿的都是等死的。我特别想见孙子，可我儿子不让，说怕传染给孙子，我只好每天在手机上看看他发的视频……”

对客户来说，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或熟人介绍进行合作。而对于中介与写手这种长期的“商业合作伙伴”，在以往的探索与磨合中，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信用体系——“交流群认证机制”。

“我说可以，我们父子就是7000元一个月。”就这样，冯福山也去了东莞。

员工内部统计的数据显示，初步估算，全集团除部分高管，已有接近7000人被拖欠了五个月的薪酬，预计欠薪额度每人最低十万元起。

出入的圈子也是非富即贵：“今天受邀来豪哥的别墅参加派对，不仅房子气派，家具都是从欧洲进口，带恒温泳池……你的交往圈子决定了你的视野，跟什么层次的人做朋友，自己才会是什么层次！”

叔叔从包里拿出一个证件对着男子晃了一下，“我们是纪检部门的记者，接到村民举报，说你村村长选举违法，来了解一下情况。”

3楼是个小阁楼，吴永宁也一并装修了。那是个四五平米的小房间，很矮，按照吴永宁1米76的身高，进来得低头。1个书柜，1张桌子，1个行李箱，桌子上放着电脑和录音设备，算是他的“工作室”。

当然，我们自身也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深刻检讨，如面对风险太过乐观，危机意识不强，没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危机应对准备，在经营管理上太过粗放，资源和企业发展节奏匹配不当，招聘进人速度太快，人才素质良莠不齐，人力成本骤增等等。这些综合因素导致集团在资金调配周转困难， 并造成部分员工工资晚发。

事情尚未败露前，苏大爷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此刻的场面和他脑海中的多次预想重叠起来。他的声音仍然平实，勉强做到面不改色：“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顶天还能活几年？我已经想好了，你们谁也拦不住我。我现在就得意老蒋太太，今天非要搬过去住。”

大概摸索了一两个月，他便摸到了一些门道，开始不时在朋友圈里晒“业绩”。4月份的大旺季，阿利每天的营业额竟然高达两万，按照利润分配，他每天至少能赚1万块。这个数额，按他以前的工资算，起码要两个月省吃俭用才能省下来。

许娜倒是不怕羞，追着李俊山打：“让你个死人胡说八道。”一边跑，一边抿着嘴角笑。

既然大规模养殖场能以最低的污染和最小的资金缺口赚到“猪粪钱”，那么引导养猪业往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智能养殖发展，用“有钱赚”来调动养殖户自发治理猪粪似乎是比较好的办法。

但当律师去案件发生地、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立案时，却被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本院管辖”。法院建议律师去吴永宁的户籍所在地宁乡市人民法院起诉，可等到了宁乡市人民法院，还是不予立案。

那时，单位并未给我们几个记者划线口，而是直接划片区，并给我们定下了考核任务——每个人一年要拉到100万的广告费，超过100万的全属于自己。这在我看来并不是难事，相反我自己的“维权”事业更能借势而起。

当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时，事情总算出现了转机。就在婚期将至的前一个星期，巩凤读高三的外孙子突然给苏大爷打电话，说经过自己极力的劝说，他妈妈已经同意了外婆和程方连的事了。

“爸，你还要不要脸了！”大儿媳付敏挡住门口，把苏大爷堵在卧室内，态度坚决地表明立场：“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和老蒋太太扯什么？你让我们的脸放到哪里去？”

“会不会报警什么的？毕竟我们不是真记者啊。”我依旧有些担心。

第二天一早，许娜又生龙活虎地醒来，仿佛昨天晚上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大家要收拾行李退房了，她还坐在一边玩手机。李俊山去催她，她不耐烦地摆摆手，露出一个暧昧的表情：“我这一回去马上要成立公司当董事长了，手上事情太多，个个十万火急，你们就不能等会儿嘛！”

有一个写手，是高校新闻系的学生，上了大学后她喜欢上了摄影，然而她出身农村，看到昂贵的摄影器材只能望而却步。一开始，她利用业余时间去学校门口的奶茶店兼职，但是一小时8块钱的薪水仅够生活开销，后来她靠论文代写，不仅赚到了买器材的钱，而且还有了余钱外出旅游拍摄，她觉得自己掌控了人生。

要说哪里的粉丝嗑cp最勤劳，那还是比不过b站。在b站，自己剪视频拉cp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拉郎”。

关于吴永宁案的判决，几份判决书都很长，里面有几句，也是当初法官认为可能引起争议、但又是他们很想表达的话——

蒋秀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们几乎只有过年才回来，女儿更是好几年才回家一次。春末时，付敏把事情捅到了蒋秀子女耳边，三个人急不可耐地往家赶，回来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苏大爷搬出去，然后就要蒋秀跟着他们去市里生活。

中间有一次冯福山回家，借用了吴永宁的手机，看到了吴永宁微信的前几张图就是他在爬高楼。此前冯福山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他吃惊地问：“你爬得高高的，这是在干什么？”吴永宁回答他，那不是真的，是电脑合成的。

“会不会报警什么的？毕竟我们不是真记者啊。”我依旧有些担心。

），而我不过是帮他们一把”。再往后，甚至还会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正义感，觉得正是因为中国的大学教育、职称考核过于形式化，才使得论文代写有市场，大家所做的不过是帮助客户在不合理的制度下争取利益。

吴永宁初中之后念了中专，“没念完就出去了”，社会经验比同龄人要丰富些。他后来一直很少待在老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出外打工，说外面能挣钱。具体做什么，冯福山也并不太清楚。

而苏大爷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总要费尽波折，做通双方子女的思想工作。几次下来，苏大爷已有了经验，他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反对的声音，最后即便再坚决的子女，也都会平静下来、仔细思虑自己父母的问题。

大概摸索了一两个月，他便摸到了一些门道，开始不时在朋友圈里晒“业绩”。4月份的大旺季，阿利每天的营业额竟然高达两万，按照利润分配，他每天至少能赚1万块。这个数额，按他以前的工资算，起码要两个月省吃俭用才能省下来。

找了一圈，我们被告知，该公司只是工商注册在这里，平时不在这儿办公。我们又找去了朝阳区的一个影视基地，最后才在一栋公寓里找到了法定代表人张某的住址。但是他并不在家，法官无奈拨通了张某的电话。

许娜脸色一沉，脸上的肌肉猛地抽动起来，显得越发僵硬。说笑声、走动声、杯盏声、桌椅拉动的声音在我们周围汹涌澎湃，一刹那，我觉得许娜头上的空气仿佛都静止了，她就像处在台风眼的寂静中。

“青年的时候为父母活着，中年的时候为家庭活着，到老了，我才为自己活着。我从没想到自己60多岁了还有这样的活法，这就是枯木回春。”

吴永宁在老家忙装修那段时间，冯福山出外打工了，走时，吴永宁去送他。

在好几次挑战的过程中，吴永宁也险些出事。冯福山说，事发后他看了儿子所有的视频，时不时都有一些让人揪心的画面。比如在一段短视频里，吴永宁在大楼的边缘行走，突然扭了一下，要是没站稳他会掉下去，但他站住了；另一段视频里，他从一个高处跨越到另一处，落脚时看着像是滑了一下，他似乎不满意，立马试了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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