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她就说自己那段时间去了哈尔滨、北京，最远到过重庆。中间还去了郑州、武汉，做过保洁、小时工、青旅义工等等，听起来煞是精彩纷呈。我不解，问她和这么多人接触，是怎么迈出的第一步。

杨菊又凑近辨认半天，才隐约想起眼前这个人来：“……张老师是吧？您看我这记性，天天忙生意忙得昏了头，实在不好意思，一时没想起您来。”

有时候江菲自己都说不清，是当年被猥亵更痛苦，还是性意识觉醒后对此事的羞耻感更糟糕。她开始失眠，整宿盯着天花板发呆。即使她很清楚自己只是受害者，但这种事并非是划条线、告诉自己没错，就能完全把这一切从自己身上剥下来的。

“虽然要多花点过户费，但总比不明不白强啊！”排在我后面的大姐解释道，“从去年开始我这心就一直吊着，政策一天不出，这就一天不安心。”

江诚满头都是汗，却也腾不开手去擦——他的脸正贴着外墙红砖，右手正死死抠住客厅窗户的铝合金滑槽，脚下蹬着房子外层伸出的、不足10公分的平台，努力伸展着左臂，用手去够一墙之隔的楼梯间窗棂。

美国市场仍然是苹果表现最强劲的市场，在第四财季中，除了美国销量增长之外，欧洲、日本和大中华区的销售同比都有小幅下滑。

还没等韦丽回答，“前公公”一把将妻子推开，叉着腰对着韦丽大骂：“滚！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帮别人求情？怎么，想拿受贿来害我？”

照大姐的话说，过节走亲戚，全家一致都对这位从不主动和她们联系的“知识分子”亲戚颇有微词。前不久在一位外甥的结婚喜宴上，表妹也和几个表姊妹同座，席间大家有说有笑，唯独她一言不发，看起来魂不守舍。酒席吃到一半，表妹忽然手臂发抖，丢下筷子离开了人群。有人追出去，见她拦住一辆出租车消失了。大家议论纷纷。大姐在微信上询问表妹怎么了，没有一句回应。

这话当然是骗她的，江菲心里也知道，于是对哥哥早归这事从不抱希望。后来某天下午，江菲在卧室看书，客厅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一看挂钟，才3点多，顿时又惊又喜，扔下书就跑了出去。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其实，好好做护士，日子也过得去，这样的方式……或者说‘机会’……”后面的话我不好说出来。

“要是你呢？”韦丽身子往后，脑袋微斜，眼神黯淡，“有这样的‘机会’，你会不会想去抓住？”

她说，自己当初考师范也只是为了跳出农门，1994年，20岁的她去了一所乡村小学，两年的村小教师生涯单调、乏味，同事堆里，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班里的孩子淘气、刁蛮、无视纪律，也令她不胜其烦。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简陋的宿舍里嗑瓜子、练字。字没有练好，门牙却硌出了两条缺口。她憋闷坏了，很快，亲戚给她介绍了对象，一名乡镇中学教师。

“我不知道。总之她死了。有时候我会看见她还活着，照镜子的时候……”

很快，我就在朋友圈刷到——“老天爷，请给我一套隐身衣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看见我了，而我可以选择看见别人，也可以选择不看见。关键是别人看不见我，所以我也不用害怕了。也许我该把自己包围起来，没有任何人可以看见我，我会觉得很安全……”

签完字，接下来就是专家的咨询表和演示稿件了。这个我已经有了些经验，无非是写材料而已。这次研讨会主要是探讨区域研究问题，对于那2个未与会但又需要报账的教授，我自己搜集资料、制作演示大纲，并在专家意见栏上让室友写了几句点评，然后，去网上找到这两位教授以前外出演讲的照片，找室友帮忙p时间、地点和标题，打印出来，如此，就算完成了。

可有天，接生婆却哭着来找黎南松，说自己70来岁了，老得连眼泪都没多少了，却还是想哭。因为她发现，镇上医院的某个棚子里全是些“流掉的”小孩，她觉得白瞎了医院那么好的技术，看病的没几个，一车一车的产妇往里送，一堆一堆的小孩往外扔。

我只好打电话向李老师说明情况，李老师听后，直接让我去趟她家。到了，她拿出一张身份证和一份中国电信的宽带账单，说：“你去按这个号交两年的宽带费吧，3200块钱，加起来差不多1万了。记住报账时，要写上是科研所需的网络费支出。”

“这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了，知道吗？”公公把药板抽了出来，语气有些不耐烦，“你最好听话，吃药，病好了再说后面的事。”

“她不敢和家人说，只能告诉我，因为我给人的感觉就像哑巴。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悔知道那个秘密。她的哭诉，她对那件事的描述，使我产生了很深的恐惧……”

第二天我去财务处领完报销单后，到李老师办公室询问诸如机票、火车票、住宿发票以及学术会议回执等课题结项栏目里标明的所需票据。李老师看了看我，说，这些事情你可以请教你师姐，以前怎么做的现在照办就是。

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仍不时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冒出来，但已被房子搞得身心俱疲的大家已经没了曾经的脾气。随着油田房产的冻结，大家的生活又逐渐回到了正轨上，“房改”也不再是大家每天都热议的话题。

不变的是，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打开公共事业中心的网站，看看有没有新的通知。毕竟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手里的这些房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属于我们。

“然后？”老康一笑，有些自嘲，“然后我就接到通知，被调出科研小组，岗位也被调到现如今的值岗医生。”

那栋红砖砌起来的自建房离市中心很远，偏居城郊。从自家在火车站的商店出发，江菲先要横穿3个站台。站台上总有工作人员举着一面小旗子拦着——火车进站或出站前20分钟，就不许行人通过了。过了站台，往西穿过七八条铁轨，再沿西南方的几条铁轨直走3公里，才能到家。

黎南松说他母亲常年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待在家里便会反复发作，说“四方盒子压住了她”，用手掌劈墙，拿头撞门，也从不去厕所，随地大小便，还有几次差点烧了房子。前妻也是因此才离家出走，后来双方协商离了婚。

那次村干部贿选事件后，长条连同他“背后”的人，一起被上面抓了。关了一段时间被放出来后，长条更嚣张跋扈了，经常四处赌博放贷，打架斗殴，调戏妇女。村民都远远躲着，只有几个臭味相投的人和他厮混在一起。

“被救过来后，我睁开眼，看到我妈妈，她那么老了，流着眼泪握着我的手，那一刻我觉得好温暖，这个世界还是有爱我的人，虽然她以前从来没有为我流过眼泪……”

韦丽头压得更低了，肩头耸动，双手骨节发白，分明是在忍受着痛苦。我清晰地看见泪水滴在她的手上。我从桌子上抓来一卷纸巾，塞到她手里。

黎南松却挥了挥手：“你快莫要这么说，我只是在做分内事。我是同情她们，命运无常，死了的难过，活着的也不易。”

“我跟条狗有什么区别。”此时韦丽的语气里充满自嘲，“坐得再端正，他们也不拿我当人看。”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怕张院长询问，但实际上我想多了。当我和师姐将材料送到张院长办公室时，张院长完全没看材料就签了字，还跟我们谈笑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到隔壁办公室盖章，保管印章的行政人员在看到院长的签名后直接盖了章；到了财务处也是一样，范处长直接签字，然后去盖章，没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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