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说，自己和刘平是中学好友，这么多年关系一直不错，刘平与姜艳的结合也是自己撮合的。那时两家老爷子都是市里机关单位的领导，门当户对，刘平与自己又有同窗之谊，姜涛觉得两人本应是天作之合。谁料结果却是如此，姜涛也挺后悔。

2014年11月的一天，姜艳跑来派出所求助。她在值班室里哭得很伤心，说自己被精神病儿子打出家门，亟需警察帮助。

“我和老婆，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她只看到负面的东西，那时候一直说，不要盖了，房子够住就行了。我就不一样，要一直盖，一直盖。”舒满胜说。

其中，艺术学、管理学与文学的毕业生，有约四成会在三年内转换职业。当然，这其中的大多数人，是直接“转行”。

衡量一个地方文明程度，除了看它的经济如何，地铁修了几条线，文化有多少底蕴外，很重要的是外地人在这里找到公厕需要耗费多少时间。

据此前2015年报道，证大系的微金融公司贷款规模150亿，在全国建立了300多个分支机构和网点，客户百万级。

这件事情最终成了压垮姜艳和刘平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姜艳说，此事未成，完全就是刘平怕自己在儿子婚姻问题上“做了主”，如果说以前两口子还只是在有些事上“达不成共识”，那么在儿子找对象这件事上，丈夫根本是“存心使坏”。

姜涛虽然感觉妹妹不可理喻，但自己却很难干涉。只能告诉外甥，好好学习，不要掺和父母之间的矛盾。

刘进读高中时，姜艳忙着单位的晋升，刘平忙着生意，刘进便在姜涛家住了1年多，也给姜涛讲了很多自家的事。

总而言之，考虑到人口密度、文化习惯和当地政策等原因，每个城市对公共厕所数量的需求有所不同。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串串店开业之后，梁子多次邀请我去店里尝尝味儿，我都赌气地没有答应，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掉了。梁子悻悻然，也就不再在我面前提起这档子事。

我无奈地笑笑，估计这些话一定憋在大乐心里很久了。我们都知道，以梁子的性格，绝不会允许有人这样反驳他。

只不过眼下除了找项目，当务之急还需找帮他分担成本的合伙人——老同学为了开饭店都准备了100多万，相比之下，他攒的那十几万，出了转租费后，再想点干什么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姜艳已经是市里一家国企的主要领导，刘平的生意一年也能有百八十万的纯收入。姜艳一心想给刘进找个各方面都和自家相配的姑娘，刘平则觉得应从儿子的实际情况出发，找一个能接受儿子现状、愿意跟他过日子的姑娘。

辅导员帮姜涛换了宿舍，姜涛也教育刘进好好学习，遇到事情多跟辅导员交流。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刘进就又被整个宿舍的同学打了。

我和同事商量了一番，觉得没有必要将此事扩大化，劝姜艳就到此为止。姜艳却说，今天前夫不来跟她“讲个明白”，这事儿就不能算完。

1个月后，大哥没来找他，一直用各种借口拖延。半年后，舒满胜去了大哥家，大哥炒了两个菜，指着窗台上放着的存折：“钱在上面，过两个月给你动工。”

据戴志康讲，证大从“327国债事件”中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候

姜艳有些不满，沉默一会儿，冒出一句：“刘进是我生的，他打我，我不跟他计较，但今天这事肯定是他爹指使的，这是‘雇凶’！你们要把他抓起来！”

同事示意我先把姜艳带出去，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那边的刘进就冒出一句“你个老不死的……”，抄起了桌子上的烟灰缸，径直向姜艳头上砸来。他的动作实在太突然，我只能一把推开姜艳，让烟灰缸砸到我肩膀上，烟灰和烟蒂落了一身。

对于两只脚都踏入社会，正在经受“风吹雨打”的应届生来说，志愿填报、复习备考真的不算什么，选好一个职业、做好一份工作，才是难上加难。

在3月的一个深夜，他在手机上告诉我决定退出。这个决定也是压倒大乐的最后一根稻草。大乐默默地在店铺的玻璃门上贴了“转让”，告示上写了他的电话。

我恨梁子宁可相信一个有前科的人渣、也不愿意信自己的朋友，质问道：“你知不知道狗改不了吃屎？”

可这笔钱终究还是太少了，奶茶店还是陷入了经营上的困境。大乐辞掉了打工的大学生，把一些影响不大的配料做了减法——比如之前一直分别使用脱脂和全脂牛奶打奶油和奶昔，根据客人的偏好要求决定使用哪种，现在则全部换成普通牛奶，糖精也换了次一级的品牌，但像把鲜水果换成水果味冲剂这样的事，他却觉得“太缺德”，实在做不出。

眼瞅着凉皮店老板搬走的日子就要到了，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加盟了一家已经快要过气的网红奶茶品牌——除了名气已日薄西山，加盟条件正好符合他们的所有要求。

家长们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奶茶店这个项目，但他们很鼓励孩子这种敢于逼自己学游泳的勇气，很有默契地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现金上的帮助——梁子的母亲给了儿子一张大额度的信用卡，明确表明还钱让梁子自己想办法；大乐的母亲，只给了儿子一台pos机。

姜涛说，应该是后天原因导致的，刘进小时候成绩一直不错，十来岁时跟他去北京出差，还说长大以后要到北京读大学。可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异常的，姜涛也说不清楚。他只记得刘进上高中时，因姜艳和刘平工作忙，在自己家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只觉得外甥胆小、腼腆、不会跟人交朋友，还教育外甥“要有男子汉的样子”。后来刘进考上大学去了外地，姜涛也是在刘进大二退学的时候，才知道外甥出了问题。之后刘进出国留学，没待多久便回来了，说是适应不了国外的生活环境，回国后，就从家里搬出来，一直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

读了3次初二后，捱到初三毕业，舒满胜决定不再继续读书了。现在，他也很想为老师们“开脱”：“目前教育是有问题的，他们也是从有问题的教育里出来的，那怎么能对学生有好的教育呢？”

大学的辅导员后来曾专门找过他们，说刘进只是性格上有些缺陷，完全可以通过心理医生的调节和集体生活的锻炼来治愈。相对而言，国外陌生的环境不利于刘进性格的转变，更何况刘进自己也想继续留在学校，“他自己也说，除了不会跟人打交道外，没有别的问题”。

奶茶店的营业额看起来不少，大部分利润却都要用来还信用卡和买物料，最后到梁子和大乐手里的钱，刚够他们吃两顿饱饭。虽然劳累，但看到营业额不断增长，信用卡上需要还的金额越来越少，他们干劲倒也越来越足。那段时间，梁子每天白天正常工作，下了班便去店里帮忙，直到11点多回家睡觉。大乐则每天从上午10点开店，一直忙到凌晨2点多才回家休息。

梁子让大家伪装成食客，借着吃凉皮，侧面打探一下店铺转让的情况。这顿饭我们吃得心怀鬼胎，恨不得眼扫四周，把店铺从里到外做成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图纸记在脑子里——店铺大概四五十平方米，一个隔断将其一分为二。店里几乎没什么装修，若将来接下店来想做些什么，都得拆掉重新布置。

没多久，之前在店里打工的大爷大妈相继给梁子打来电话——原来，张家鹏和他的发小在关闭餐馆的前一天，问他们各借了3000块和5000块，说是用来暂时维持餐馆的经营，不想隔天就再没见到两人的人影。他们几经托人，才找到梁子的联系电话。梁子赶紧给张家鹏打电话，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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