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还要说下去，我做了一个捂嘴的动作——我曾经无数次想问父亲，是什么原因让他能离开那个女人、回归家庭。然而，真当着他的面，我却始终问不出口。潜意识里，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资格这样问父亲，这世上，哪有父亲向儿子认错的道理？我的脑海里只是浮现出那段时间里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的种种，我自己心里有委屈，但更替妈妈委屈。

就在我下定决心、宁愿去打工也要离开舞台的时候，杂技团的会计岗位空缺了。团领导同意试用一个月，但要求我必须拿到会计证。

父亲的病依旧时好时坏，偶尔需要到医院复查。病重时，不方便步行，需要坐车。

赵哥从小贩手中接过一个金色的充电宝仔细端详，上面印着oppo的logo，外观做工还过得去，拿在手中也扎实厚重。

富平和秦大姐心里顿时明白，难怪小武之前供货量一次比一次少，原来他是在囤货，好方便抬价。二人哼哼唧唧敷衍一番后，推说现金存了定期，等几天生意有了现金再来买。

这些伎俩并不能在火车站保密，尽管站前路的生意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经营同样生意的店主不能相互串店。但没多久，另外两家副食店的老板也找到了这些山寨食品的进货渠道，并且开始降低价格来抢生意。

晚会上，围着洁白围裙的荷兰姑娘跳着欢快的舞蹈；泼辣奔放的西班牙女郎，流淌着弗拉明戈的血液；自美国的大胡子爵士鼓手，在蓝紫色的灯光下用生涩的中文一字一句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爵士乐队！”还有金发高个儿王子装扮的人在我手掌上划出几个字母，又点着自己的胸口说：“italy。”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秦大姐说，‘木墩儿’开了辆面包来接站，她喝了‘木墩儿’给的矿泉水，人就成傻子，被牵着鼻子走了，带来的现金全换成了废纸。”

从此以后，春节时我再不让家人做猪肉炖粉条，我也再不敢吃这道菜。

王安平思来想去，决定捅破这层“纱”。至于原因，后来王安平告诉我，这么多年过去，他太想有个名正言顺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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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劝不住“老鼠”，就和秦大姐搭着农民的拖拉机下山，辗转几趟才回到昨晚下车的火车站，回了小城。

父亲琢磨了好久，最后才下定决心托人打听。至于大姐的担心，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说着，妈妈看了看父亲，父亲一声不吭，满脸通红。那个女人见妈妈把话说到这份上，二话没说就走了。

父亲和妈妈得病之后，彼此昵称对方“傻子”。有时，父亲在睡梦里会叫“傻子”，妹妹听了，就含糊不清地答应。得了脑血栓的人偶尔会不清醒，父亲有时会以为妈妈出门办事了，总是问妹妹：“你妈啥时回来？”有时，父亲想妈妈想得实在烦躁了，会趁妹妹不注意时用左手揪扯妹妹家的地板革，然后用嘴咬，有时甚至咬自己的皮腰带，有一次嘴角都咬出了血。

等“木墩儿”喝干最后一杯冰镇啤酒，富平他们3人走上前，笑着说：“我们是小武的朋友，来谈点儿事。”

一天中午，在二楼教师食堂，我和李丽正排队打饭，德育课的陈老师忽然叫我，“小张，我今天给你们班期末随堂考试，你们班徐斌，居然连笔都没有。”。

首先，米妮和霍姆斯带着她参观了芝加哥。这座城市里的摩天大楼和豪华住宅令她感到震撼，但是这里弥漫的烟尘和黑暗以及一直消散不去的腐烂的垃圾味儿让她十分反感。霍姆斯带着两姐妹去了联合牲口中心，然后一位导游领他们参观了屠宰场的中心地带。导游提醒他们注意脚下，以防在血水中滑倒。

这话乍一听有些令人费解，我让王安平解释一下：你们也不是一个姓，他怎么就成了你的“父亲”，既然是父亲，又怎么成了“岳父”？

从那一年开始，王安平一共花了七八万，钱到位了，治疗效果也就有了保障。这几年刘欣脸上的胎记明显消退了不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了。

“你现在知道怕了，你看看你，开学才几天啊，你惹了多少事？因为你爸身体不好，我才苦口婆心地对你教育再教育，有用吗？你还不是无视校纪校规，我行我素！”

四季发副食店门边的玻璃柜台下装有2个三合板方柜，一边装着不多的真烟，另一边则满满码着秦大姐从乡镇作坊进来的假烟。当时的假烟做工极其粗劣，一根卷烟里烟草可能只有一半，另一半胡乱塞着木屑、秸秆凑数。

父亲说：“你好好读书，我和你妈再奋斗几年，争取到时给你办一个体面的婚礼……”

王安平这些年一直长期在外，先后在宜昌、荆门、武汉、石家庄、沈阳、北京等地的饭店工作，从洗菜工一直做到能独自掌勺的厨师。2009年过年时，刘良可把王安平单独叫到了屋里，问他对自己的终生大事有什么打算，王安平有些害羞，推说自己还年轻，想先赚钱，还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也没有女朋友。

又过了几个月，杂技班举行了一次汇报排练，我们完成了好几个造型漂亮的动作，我可以用肩膀倒立在另一个女生的脚底板上，双脚还转着毯子。如果辅以舞蹈编排，每个动作的难度再适当提升，就可以上台演出了。

我和倪虹当即作为“顶尖子”被选入节目，突然就有人管了，我高兴极了，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一下敞亮了。

火车悠悠鸣响汽笛，缓缓停靠在站台上。我对赵哥讲：“以前没有动车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个小铁路枢纽，每次坐火车往返大学和家乡我都会路过这里。2001年夏天，秦大姐他们3个人，就是在这里下的火车。”

我们都瞒着父亲妈妈去世的消息，可是，父亲一个劲儿找妈妈，甚至流泪央求妹妹。妹妹看得心碎，不得已，告诉了父亲实情。

我问他，当时王安平这话听起来是气话还是要玩真的？电话那边安静了片刻：“真不像是说气话……”

我让王安平给刘欣打电话，把人叫来派出所一趟，这事儿毕竟因她而起，另外，事实判定我也不能只听王安平一个人说。

从那以后，明就经常利用他引以为傲的腹部力量，抵御人世间的纷纷扰扰。

继母忍着难过，在厨房给我做菜，我给她打下手。许是没有心思，那次的猪肉炖粉条火大了，肉有些焦，粉条也成了粉泥。看我难以下咽，继母也夹了一口放嘴里。只一口，继母便知道自己失手了，连连叹气。

那是个很长的矩形木箱，大约一口棺材大小。汉弗莱首先把它搬下了楼。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他将箱子立了起来。霍姆斯在楼上看到了，用力敲打着窗户，朝下面喊道：“不要那么放。将它放平。”

参加工作第二年，我便经别人介绍对象结了婚。婚礼很简单，是我和姐姐一手张罗的，司仪是在村里找的，新婚贺词都是我自己写的。虽然拮据，但妈妈还是东挪西凑，给了我2000元钱，让我置办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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