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叹了口气，问袁谷立之后有什么打算，袁谷立没说话，老袁却接话说：“不考大学了，让他学点技术，之后能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他说已给儿子在本地一家有名的厨师培训机构报了名，过段时间就去上学。

见面后，我开玩笑：“怎么回事，3月就回来了，难道你毕不了业了？”

虽然没有明确的消息，但我家的问题终于有了出路——2004年之后，油田虽然不再分房子，但是搞起了“抓房子”，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报名，凭各自手气抓阄，抓到了就可以参加购房。“抓房”的房价没有“福利房”那么便宜，但比市场价低了不少。2014年我结婚时，双方父母凑钱买下一套别人抓中的房子，挂在我的名下。

从2008年起，蒋贵的二妻哥、吴书记可能要高升的消息，就犹如每年春节放的烟花，起始是轰轰烈烈，到头来却总是一场空。2013年底，突然传来消息，吴书记已退居二线的老岳父竟然被“双规”了！

我便和爸爸、小妹一起打车回去，让爸赶快回家先歇一会儿，我和小妹去她家做饭。

然后，等你们的心理恢复平静了，我倒真的希望你们好好打一场官司，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非，而是为了把那些不正常状态说出来的，也许是因激愤而夸张的事实澄清。

这一年，韩国已婚女性每5人当中就有1人因为结婚、生子、育儿而辞去工作。韩国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明显在产后降低，20至29岁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显示为63.8%，但是到了30至39岁的女性，则跌落至58%，40岁以上的女性则再度攀升至66.7%。

我解释说自己去也只能帮忙咨询，最终结果确实没法保证。即便如此，老袁还是一再向我道谢。

另外一名员工就说，估计也就是看袁谷立老实巴交，又对自己被判过刑的事讳莫如深，觉得他是个“软柿子”，即便受了欺负也不敢来硬的，所以才这么算计他的。

二姨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就定居北京了，二姨夫卧床多年，今年刚刚去世。二姨自己身体也很差，连去北京照看孙女都不成，以后若是动不了了，进养老院是必然的事。

阿伟是带着小自己1岁多的妹妹阿丽一起走的——临出发去珠海前，阿丽一直央求阿伟带她一起走。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给妈妈喂水喂饭，爸和大姐早早过来接班。我拎了东西要走时，妈就一直“啊啊”地叫着，大姐说：“咱妈要跟你告别呢！”我放下东西，俯身搂着她贴了贴脸，轻轻道：“妈，我走了。”然后便转身离开了。

看着还在计算自己可能要亏多少钱的老姚，我突然想起上周去办房产登记时发生的一件怪事：

）。另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发表过一篇关于玻璃天花板指数的文章，结果显示韩国在所有评比国家中处在垫底的位置，显示出韩国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善。

我先前不明白，这一刻才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担心和等待。我告诉她，黎叔很快能出来，长条没有生命危险，伤情鉴定为重伤二级，警察在医院看着他。作为律师，我能为黎叔做的，一样都不会落下。在我眼里，还有很多人离不开他。

这几年，吴家大哥中专毕业后，留在城里在工厂当了技术员，成家后将老父亲也接了过去。二哥更是有出息，从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县政府机关当了领导秘书。至此，家里的经济条件明显改善了。

伯母早年因失去儿子患上精神病，经常在家里背诗、唱歌、骂人。那些天，大家都在忙婶婶的后事，伯母却还在一旁闹，便被两个帮忙的乡亲拖到了水田里，给她灌牛粪和猪屎，恰好被四处看风水的黎南松发现了。

妈妈缓缓转过头，努力抬眼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张大嘴巴，无声地呜咽起来。想要抬起另一只手抹拭眼角，却十分力不从心。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赶忙凑上前，小心握住妈妈的手。

好在老太太只是想演演戏，并没有真的结结实实地撞上去。看到老太太自己坐了起来，刚才还在发呆的两兄弟接着又动手打了起来，叫嚷着是对方害了妈妈。

吴老四开着一辆崭新的越野车，在各个村子里横冲直撞。后来，他在老宅旁边还建了一栋3层别墅，装修得富丽堂皇，对外号称是“吴家大院”。但他常年也不住在那，别墅里只住着几条凶巴巴的大狼狗。

阿伟工作大约4年后，幺叔总算有一小段时间没再惹是生非，安安分分地在村里做起卖鸭血粉丝汤的小买卖，还盘了个小便利店。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可以让幺婶买得起药，过年过节吃得起菜，还能帮阿伟接过供妹妹读书的担子——整个家庭真的像是重生了一般。

开庭之前，我又去了一趟黎南松的家。进门前，我提了一斤瓜子，喊了一声“阿姨”。

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和胖子当场吓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老太太的大儿媳冲上来一把抓住胖子的衣服，硬说他撞了老太太。

秦可翻开聊天记录给我看。我瞥了一眼，在一个“幸福家庭”的聊天群中，十几条未读信息，几条链接，还夹杂着两条未接听的语音请求。

有一天下午放学，邻班几个和蒋贵同村的学生在门口等他，其中有个等得不耐烦，遂大声喊了一句“肉肉蒋，别磨蹭”，蒋贵听了，恨恨地将套袖扯下来，摔在地上。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左右脸上就各出现了一条新鲜的“五爪金龙”。班主任见了问怎么搞的，蒋贵默默不语。和他同村的同学愤愤地站起来，说：“那肯定是被他爸打的！嫌他没有把套袖带回家。他爸管他可死呢！他一不听话，他爸就扇他耳光！”

年轻时，蒋贵会些瓦工手艺，本想重操旧业。但因为这两年家里变故频频，他患上了高血压，只要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他就直冒冷汗，头也晕得不行。组长经验丰富，看出了危险，当天就让他下来了。

说着，大姐熟练地推完一针筒食物糊糊，又推了100毫升水，把鼻饲管封盖扣好后，用纱布包裹好，再用皮筋缠紧。我目不转睛地看完整个流程，“这个工作可有点难，需要练一下我才敢上手。”

可没想到，紧接下来的月考，他的成绩却又直跌到年级400多名。那天，我专门在男生宿舍楼下等他，他看到我赶忙跑了过来，一边大声喊了一声“姐”，一边想把手上拿着的玉米给我吃。我想都没想，对他噼里啪啦一顿骂，指责他不用功。

彩霞也长成了大姑娘，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可很多人家一想到她连名字也不会写，秤也识不得后，都打了退堂鼓。“现在到了冬天，地里没活了，谁家不都出去做点小买卖贴补生活啊。识不得秤，可怎么出去卖东西挣钱？”

这时候，村子的人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蒋贵爸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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