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到的一大堆机票、住宿发票以及餐饮票据，确实都是这次研讨会的票据，但李老师从电脑里导出的专家费用表中，有2位专家并没有参与讲座，需要报账的报销单中，很多数字也不对——比如场地费，多出了3个场地，用车次数也多出很多，没有实际票据来证明。

我还是有些后怕，第二天上午就去了李老师办公室，委婉地说：“老师，我不想去报账了，排队太麻烦了。”

接生婆曾说，她接过生的小孩很多，但依旧能记得每一个小孩的模样，她说那些人后来无论贫穷富贵，做人做鬼，在她眼里都一样，都是这么哭着来到这个世上的。“一条一条的命，不管他们会活成什么样子，就都是一条一条的命”。

我无言以对：老康的假设无法证实，无法证实和解释的事，就无法评判。

师弟可能是从别处听到了风声，直接去学校财务稽核部门揭发了李老师。

大概过了两个月，李老师打电话叫我出来到她公寓楼下小吃街的一家菜馆吃饭。到了菜馆坐下不久，李老师就开口道：“开学时我说了给你开生活费的事，最近比较忙，也没来得及弄，不过你放心，很快就有眉目了。”

小承吼了起来：“你别以为你那点儿心思我们不知道，你那点本事，能混到现在这个位置？知足吧！”

然而，如今在韩国真正拥有那样雄厚财力的30多岁的女性真的不多，只占极少数，多数还是领着最低薪资在餐厅、咖啡厅里端盘子、送餐点，帮别人做指甲，在百货公司里销售商品。

金智英每天早上都会按照组员的喜好，冲泡好他们的专属咖啡，一一摆放在每一位同事的位子上；到餐厅用餐时，也会主动抽取纸巾，并为每个人摆好汤匙和筷子；叫外卖时会手拿笔记本，负责帮大家记录餐点，打电话订餐，吃完以后也会第一个帮大家收拾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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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什么事？就是稽核部门对账目再次审核下而已。张院长说了，只是走个流程罢了，至于范处长，他也说没什么事。到时候你知道怎么说话吧？”

“所以，你还算诈骗共犯，量刑也会被加重，属于‘情节特别恶劣’，处5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今年23岁，等你再回到南方家乡，也是30岁的人了——这大好青春啊！”

“文州，救救嫂子吧！”周一刚开完例会回到办公室，我就看到老妈家的邻居萍嫂子坐在我的位置上抹眼泪。“你名下没有‘福利房’，我把我家房子过户给你，到时候你再还给我——只有你能救嫂子了啊。”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看通知啊！”老姚恨铁不成钢地说，“前天油田发了一个‘答不动产登记46问’，里面说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的价格，分为成本价和标准价，要是以标准价格购买的油田房子，只有80%的产权，需补齐剩下的20%以后，住房的全部产权才归个人所有。”

伪基站是可以强行向信号覆盖区内的手机用户发送垃圾短信的电子设备，也是现行市面上几乎所有垃圾短信的源头。多年来，它在我所在的城市一直异常猖獗。只要拿着手机，所有人都难逃伪基站的“魔爪”。有人因此发家致富，更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死者回家后，村里给添置了一副薄皮棺材，这才体面地上了山。村里老人都说，以前像这样的死的人，就是用凉席裹着，用绳子拖上山，在乱葬岗随便挖个坑埋了。

“滚！别给我们找麻烦，神经！”他没有给韦丽解释的机会，“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老家人一直是笑贫不笑娼的，说这些都是难免。但在我的印象里，黎南松是个好人，一个很有能耐的人。

在我们侦办伪基站案件时，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竟发现了一个“假电台”。对于刑警们来说，这也是个新鲜的东西，甚至有些侦查员原先也认为，在电台里偶尔听到的卖药广告，是制药公司和电台合作播放的——现在才知道，不光药是假的，原来连广播电台也是假的。

那时正逢村里电信诈骗“生意”转型，从随机打电话说“你儿子被绑架了”这种低劣骗术转为冒充银行钓鱼网站链接诈骗，急缺可以使用伪基站设备发送冒充银行客服诈骗短信的同伙。此时，南方各省已开始严厉打击伪基站，于是，表叔便安排陈文静出来“开拓市场”，向“落后”的北方走。

过了大概半个月，到了今年1月份，师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申请换导师没有成功，没有导师愿意接收他，所以想让我帮他给李老师求求情。师弟的声音听着有气无力的，出于同情，我没多犹豫就同意了。

作为本市第一起伪基站案件，孙红卫的案件被依法提起公诉。由于此案判决会被当作案例参考，故而法院在量刑上十分谨慎。最终，孙红卫因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孙红卫当庭表示不上诉，服从判决。而他雇佣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原本听那么多责骂都面不改色的金智英，在父亲说出这句话之后，理智的缰绳终于断裂。饭怎么也咽不下去，她手握汤匙正努力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只听“啪”的一声，宛如坚石碎裂般的声响突然从一旁传来，原来是母亲涨红着脸，愤怒地将汤匙拍在桌上——

“我也想去大城市，可大城市里的‘同行’太多，人都被骗精了，且大城市里的警察查得也严，你们这资源丰富，经济还算可以，人们都相对有钱，而且少数民族多，人单纯，都比较好骗，我才来的。”

韦丽没有回答我，反而把头低下，双手用力交握，指间的皮肤扯得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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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那么看着，七嘴八舌地说只能等警察过来处理。长条一听有人要报警，便将时间缩短成20分钟，说完就在孩子的手臂上划了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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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签了字，我随手抓起一把瓜子出了门，蹲在一棵梧桐树下嗑着瓜子。我想等其他人起床后，再到案发现场了解一下情况，录取一下证人证言。

于是，韦丽接到了单位的“休假”通知，被公公“强制”接回家里。他们找了个保姆看住她，不允许她出门，也不让她的母亲和妹妹来看望。

老苏头对其他人依旧是吹胡子瞪眼，但只对韦丽例外。有时候碰到韦丽出夜班轮休换人，老苏头便会大发雷霆：“让小韦来，你出去！”得知韦丽出夜班休息后，老苏头又偃旗息鼓，说：“还是让她好好休息吧，休息好再换她来。”

自从义务教育开始实施，大家对年轻妈妈形成了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都把孩子送去幼儿园，自己去喝下午茶、做指甲、逛商场。

上周房子过完户，我去单位房产科办理房产登记时，科里的大姐拿出一套代理委托书让我签字，我粗粗扫了一眼，发现是一套《房产移交工作全权代理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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