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大明叔从来都没对国栋说过一个“不”字。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大明叔傻，这辈子不值，后来等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大，才能慢慢理解大明叔——父子之间本没有道理可讲，感情很微妙，也很悲壮——尽管国栋也不是他亲生的。

[2] 黄国锋, 吴启堂, 孟庆强, & 黄焕忠. (2002). 猪粪堆肥化处理的物质变化及腐熟度评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3(3), 1-4.

那是一个晚宴，我们市有名有姓的“假记者”们都在场，操办宴会的是宣传系统一位退休的副部长老郑。在位时，老郑免不了要和这群人打交道，退休后，老郑却成为这群人的“召集者”——可能有时候，黑和白的分界线就是这么模糊。

当时吴永宁在东莞打工，他告诉继父：“你在家里不如跟我去厂子，3500元一个月。”

临近年关，医生找到俊花婶子，劝她去更大点的医院，省里或者北京，反正再在县医院待着意义不大。俊花婶子含着泪问医生，大明叔还能活多久，医生说长的话可能半年，短的话就不好说了。

本以为大明叔会发脾气，可他却温和地安抚起我们来，护着我们一个个慢慢爬下来后，又转身从树上摘了几个桃子放到我们手里，说“快去玩吧”，大家这才都舒了一口气。

混乱中，我也挨了几拳，证件也被扯掉了。叔叔更惨，被保安踹了几脚，还被保安手中的钢管打了几下，躺在地下呻吟。

吴永宁的家人最后起诉了7家视频平台，其中的4家和他们进行了诉前调解，协商达成一致，吴家人得到了一些赔偿。另外3家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

这个行业实在“凶险”，连续两次遭骗后，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做写手比较适合自己。

“本院认为，当网络行为具有开启危险、引发损害等因素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网络行为可能产生的危险进行防范，应当对网络用户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事后来看，当时只有一个短视频app对吴永宁的小视频进行了屏蔽。吴永宁自己也在这个平台的简介里写着：“xx官方随时可能会删我视频，及热门视频……请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极限咏宁，粉丝最多者就是我。”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那个深冬的午后，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

第二次是一个男学生，同样是说担心受骗，要求看到初稿后再付款。这次我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便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给我，说“做抵押”。

三是赚最多的钱，然后金盆洗手。一些中介趁现在论文代写还能赚钱，拼命扩大业务，等到哪一天行业没落的时候，他们早已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搞点小买卖，安度“晚年”。

最后张某说：“据我所知，吴永宁坠楼是因为自身疲劳过度导致。我们也劝他要注意安全，不要再拍这些危险视频了，但后期吴永宁自身已经上瘾了。他本身也缺钱，平时跑龙套挣不到什么钱，所以他就希望在这方面能够闯一片天地，干一番名堂。”

“麻烦啥，我包得快。我现在就回去，待会儿包好了给你送过来。多送点，你俩一块吃。”

一天，我正在跟进一个超市标签出错要求索赔的委托，叔叔非要我当即停下手中的活，跟他去办另一件“大事”。

在这家网站的两三年时间里，我的收入直线上升，只有10万以上的单才值得我去接触。为此，我还私下请了两个助手，以“网站通讯员”的身份让他们为我“打下手”。

不幸就在于，受到猪瘟疫情影响，猪肉跨省禁运，南方猪肉供不应求，肉价于是一路飙升，国务院不得不暂时放松限养禁养政策，稳定各地猪肉自给。[4]

我害怕极了，迅速关闭了在微信、微博开设的几个维权账号，删除了上面的所有信息。换了电话和居住地。当然，也立刻辞去了记者的工作。

指导帮扶散户来推动规模化是美好愿景，实际上阻力重重。一方面，保持散户的庞杂，收猪户才有压价权；另一方面，阻断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被散户获知，饲料商和收猪户才更容易从中谋利。[11]

我害怕极了，迅速关闭了在微信、微博开设的几个维权账号，删除了上面的所有信息。换了电话和居住地。当然，也立刻辞去了记者的工作。

当天回到家，我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数了数，整1000块。再往后，每周我都会参与多次这样的“采访”，等到年底我专门算了一下，光我自己的红包收入就有3万多，几个大单还另有分红——半年进账超过5万块，这在我们县里面，的确算是高收入了。

几天后，舆情平复了下来，官方查实该厂证件齐全，无任何卫生安全问题。但是，客源已经全部丧失了，水厂最后只能关门大吉。

有了合法身份后，我也陆续结交了很多不同媒体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也会合作一起去采访，只不过，他们采访是为了单位任务和所谓的新闻真相，我去采访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收入。一般事成后，我也会请他们吃饭，顺便给个红包。虽然对方在接的时候多番推辞，但终究还是收下了。

冯福山说，11月10日本该是儿子订婚的日子。按说，此前几天吴永宁就该在家做各种筹备了，他也说好了会回家，结果，人却不见了，电话也不接，“这太反常了”。

后来，许娜扬起头骄傲地对我们说：“我爸是县城剧团的团长，从小就教我唱川剧、拉二胡！”大家虽然觉得她那副得意的样子有点令人讨厌，不过毕竟技高一筹，也说不得什么。

冯福山说，吴永宁去世后，家人忙着给他办后事，可吴永宁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冯福山看到新信息提醒里有很多他看不懂的内容，比如，“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了，什么作品。如果还没有更新，会下架，会罚款”。

可国栋再没学过好。好不容易上了初中，又开始成天跟着一群“大哥”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滑旱冰。有一次他们想“搞点钱”，让国栋想想办法。说是去“搞”，其实就是去偷。国栋跟在别人后面干坏事行，自己出头却不敢，想来想去，带着这群人把自己家给偷了。

根据调研得来的数字，在现实情况下，大中小规模在粪污处理上每年将分别造成每头猪1.96、10.01、12.58元的亏损。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临别时郭老师说，这么多年了你们这些好朋友还在一起，真不容易。她就拉着老师的手，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一边哭一边说，‘还是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最单纯，那时交到的朋友最真心。’我们都觉得有点看不懂她，每句话都像在吹牛，流眼泪也像在表演，但说到动情的地方，好像又有点真。最后大家也分不清楚她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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