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职业习惯让我开始猜想，韦丽患病的根源，是否就在这里。我暂时打断了她的讲述，问：“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心理或者生理上有什么变化？或者说，与之前的你有什么不同？”

见老苏头面露不悦，小承和他爸爸分别向韦丽敬酒，很客套地感谢她对老苏头的照顾。随后，小承的妈妈举起杯子，眼睛里没有温度，动作却很热情，说：“韦护士，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老爷子。我跟曾院长有些旧情，改天去跟他聊聊你。”

深冬的一天，侦查员和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坐在车里，屏息凝神，听着车载电台。电台里一名自称“世界药品研究协会中国研究院”的“陈院士”在介绍一款新型治疗中风后遗症的药物，言之凿凿称该药“治愈率达到99.8%”。紧接着，主持人又连线了几位“患者”，讲述他们购买此“神药”后的效果，每个人都对陈院士感恩戴德……

她那天还给我絮叨说，早几年前，黎南松便救过一个老人。那时候，村里有个老人突然病倒在床上，老人只有一个儿子，年轻时就死在外面。老人倒下后，屎尿都流在床上，过路的人都掩着鼻子说这个人要死了。也有人憋着气进去了，也不过是看看他死了没有，“死了就让背尸佬给收了”。

最终，1997年深秋，蒋贵还是和吴彩霞结婚了。他没有请同学和朋友，甚至连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都没有请。

某天，学姐环顾整个办公室，发现经理级以上几乎都是男性，找不到女主管的身影。她在公司餐厅里吃午饭时，看到一名挺着大肚子的女同事，便向同事询问这家公司是否提供育婴假。（

我还是有些后怕，第二天上午就去了李老师办公室，委婉地说：“老师，我不想去报账了，排队太麻烦了。”

“哎，别说了！”老康很不耐烦，打断了她的话，“去跟医生说吧，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萍嫂子家也有2套“福利房”，一套是结婚时双方父母凑钱买的，一套是前年为了孩子上学刚买的学区房。学区房肯定得留着，自住房放弃了又舍不得，学别人“假离婚”保房子，她家这情况肯定是要“假戏真做”的。

那些天我常去他家，黎南松妻子炒的菜很好吃，见我总是狼吞虎咽的，怕不够吃，临时又多加一盘，我想这么多年，应该也没几个人见过，她是如何在厨房里很温柔地说，黎叔这辈子是积了德的，下辈肯定能拥有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小孩。

韦丽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苏老为什么单单对我这样，当时只是觉得……很温暖。”

如陈鑫所言，白石洲拆迁传闻虚虚实实了十几年，某种程度上，麻痹了长居于此的租客们。

过了两三天，学校财务稽核处打电话给我，说有关李老师报账的事情要了解下。我听后整个人都呆了，室友们也面面相觑，停了好一会儿才给我支招说：“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个跑腿的，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

彩霞是个沉默、甚至有些木讷的女人。婚后的日子里，她跟蒋贵常相对无言，有时甚至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此时“收大院”的铃声响起。病人们聚在一起准备回去。老康急忙从人群里钻了出去， “纺锤”看着老康的背影，举手欲呼，但值岗的护士催促着她赶紧去排队，她也只好服从。

她趁机询问了另外两位和她一起面试的女生是否有人通过面试，并表示自己没别的意思，单纯只是想作为未来准备面试时的参考，但对方似乎有点左右为难，犹豫着该不该回答。

吉林大学的学者根据吉林省2016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年度体质测试”的数据，在不考虑遗传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了影响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因素。[5]

我右手往上扬，示意她停下来，然后用平缓清晰的语气说：“我问的是，你叫什么，第几次住院，先回答这个。”

那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大学毕业后一脚踏入的第一个世界。很多人都说，社会犹如丛林般险恶，职场上交不到真心好友，其实不然。

“你还蛮能挖掘。”老康点了根烟，递给我，我没有接。他没有在意，把烟盒甩在桌子上，说了起来。

过去，在公司内部，她们得到的评价其实比另外两名男同事要高，前辈们经常公然开玩笑说：“明明都是同期选进来的，那两个男的怎么会和你们差那么多？”其实那两名男同事也不是特别办事不力，但的确被主管分配处理较为简单的事务。

我家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就是老爸在2002年分到的。我家住进来两年后，油田“福利房”政策被废止，不再“分房”，所有房子的使用权均归职工个人，但是由于这些房子没有任何相关产权证明，所以只能在油田职工内部进行交易。

原本，同期进来的四名同事感情非常好，虽然每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从未有过任何摩擦。但自从两名男同事加入策划组，四人之间就产生了微妙的距离感，本来每天上班都会在线上聊天，这下也突然停止了；经常忙里偷闲一起喝咖啡的下午茶时光、午饭聚会、下班后定期的小酌等这些四人相聚的光景也不复当初；在公司走廊上巧遇彼此，只会尴尬地点头示意便擦肩而过。

“我承认我虚假宣传，可这不也是工商局管的事吗？也就是罚个款，你们给我戴手铐干什么？我要告你们滥用职权！”

直到初一下学期，没有任何征兆地，蒋贵突然大大方方地将套袖摘下来了。后来蒋贵才告诉我们，原来，前一日清晨，他去上学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村主任的女儿小花。她远远就望见了蒋贵，于是一边高声喊着“肉肉蒋！肉肉蒋！”一边哈哈大笑。彼时，蒋贵他爸正好在村口拾粪，将那一幕看得真真切切。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都像是按照公司的标准“答案”回答，但的确让金智英心里舒坦了许多。

当我把这些问题说给李老师时，李老师直接说：“这两位教授都是我博士时的老师，很熟悉，虽然没来，但也为这次研讨会的举办提供了很多建议，你直接找个人代签字就是了。”

“我跟条狗有什么区别。”此时韦丽的语气里充满自嘲，“坐得再端正，他们也不拿我当人看。”

不过，我2016年下半年进院工作不久后，却发现老康一直在做“菩萨”事儿：

受害人的外号叫“长条”，和黎南松一样，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物——不过和黎南松又不一样，长条是个村霸，是那种“提自个脑袋吓唬别人的烂仔，偷鸡摸狗，谁得罪谁就得倒霉”。

黎南松带着主事人和儿孙们去请罪，娘家人这才开口说，终于有个明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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