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经过姜涛的反复努力,才终于通过“家庭会议”的方式,把姜艳、刘平拉到了一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姜艳和刘平都希望以高于市场租金的价格租下姜涛那套老房子,但姜涛妻子坚决不同意——她说,这两人是摆明了让丈夫继续照顾刘进,“想得美!”
他问刘进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刘进说是担心宿舍同学吵架,就把矛盾引到自己身上。姜涛啼笑皆非,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刘进却说,“从小到大,我爸妈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搬过来后,大弟才发现这块土地没有合适的水源,还需花上两三千在地里打井。另外,种子、菜苗,都是实打实的投入,他完全掏不出钱了。
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在公司耕耘数年,却不如近期跳槽进来的人薪资高。可当你成为后者,你自然也会美滋滋。
老太太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趴在主任的办公桌上大哭起来。听丈母娘这么一说,曾春花的丈夫眼里也泛起了泪花。我本想劝劝曾春花的母亲,想了想,算了,让老太太痛快地哭吧,这时说太多的话也没用,我也只能在心里暗暗叹气,十二分地同情这个可怜的曾春花。
随着城市人口异质性的增长,城市匿名性导致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很难再形成熟人社会的那种交往关系。[2]
将时间延伸到三年,除医学与教育学,各学科的行业转换率还是职业转换率都不算低。
他一直很瘦小,15岁念初二时,体重不过70斤,常被人欺负。一次蹲在厕所里,被同学故意撒了一头的尿,气不过和人打,又完全不是对手。想变强的他迷上了电影《少林寺》,“在报纸上面有李连杰封面像,崇拜不得了,把他画下来,哎呀,我也想这么潇洒,这么英俊”。
至于两人现在闹到这个地步,姜涛说,直接原因应该还是妹妹气不过前夫娶了新妻子这事儿:“按说我妹妹真没必要为这事儿置气,但关键是,刘平离婚第三天,便娶了一个跟儿子刘进年龄相仿的女人,还带着招摇过市,这的确让姜艳非常生气。”
没多久,弟媳让母亲在出租屋里操持两个小孩上学,自己也去大弟打工的地方了。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
在后来的很多次试飞中,他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其中一次飞机刚起飞就倒扣过来,还好安全带保护了他。这以后,他很少公开试飞了,转而选择用手机拍视频,更多的试飞也改成了用遥控控制飞行器,“年轻受伤无所谓,现在老了”。
“是,两个丫头。”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这是住院以来,我看到的她唯一的一次笑容。
让舒满胜唯一担心的人,是他今年87岁的母亲。在过去,舒满胜试飞时会带上母亲,碰到有人夸奖舒满胜,老人家会很高兴,可有人指责舒满胜造飞机是在发神经时,她又觉得难过。去年,老人做了一次开颅手术,舒满胜说母亲在术后性格变了,原来每天出去散步、跳绳,现在不愿意离开家,“说自己头发都白了,出门怕别人取笑她”。
除了物质上的一些问题,诸如脾气、性格、三观和兴趣方面的也被吐槽得不少。例如,就有女性发帖吐槽虽然相亲对象为人踏实真诚,但性格软弱、缺乏果断,在恋爱中属于被动型,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发展下去。
不去唱歌的大弟,便又回到家里务农,习性仍然不改,日子勉强能过。
过了一阵,他们的西红柿上市,然而市场同类菜品能压塌了街。弟媳天天冒着暑热去菜场卖菜,两毛钱一斤也卖不掉几个。她愁容满面对我说:“这真难卖。”我无可奈何:“说的你们又不听,现在知道难卖了?”
科室里有21个护士、18个医生,病区呈扇形分布在楼道,中间是护士站。虽说整个病区只有短短的500米距离,可是长年累月地奔跑,我的双脚脚底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这活儿不算累,只是卸货时,要货主自己把卸下来红薯干一包一包地倒在仓库里。几次以后,我发现大弟居然从家里带两个人来给他“倒包”。我知道了很生气:“也不知你一趟能赚几个钱,居然还雇两个工人,又不是让你从车上(
他现在为当时的决定感到后悔。三哥去世是在2008年,当时家里还没装电话,舒满胜的学徒知道消息后,连忙骑自行车去找他,“我赶回来,已经晚了。那时我住在丈母娘家,要是我在家这边,他死不了,我会把他救活”。
听我这么说,姜涛无奈地点了点头,说自己之前也问过,可姜艳和刘平都不愿把儿子接到自己家,而且俩人只要坐在一起就要吵架,根本没法谈。他又不好强行赶外甥走,心里总感觉这孩子落到今天这步怪可怜的。
姜涛说,应该是后天原因导致的,刘进小时候成绩一直不错,十来岁时跟他去北京出差,还说长大以后要到北京读大学。可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异常的,姜涛也说不清楚。他只记得刘进上高中时,因姜艳和刘平工作忙,在自己家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只觉得外甥胆小、腼腆、不会跟人交朋友,还教育外甥“要有男子汉的样子”。后来刘进考上大学去了外地,姜涛也是在刘进大二退学的时候,才知道外甥出了问题。之后刘进出国留学,没待多久便回来了,说是适应不了国外的生活环境,回国后,就从家里搬出来,一直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
他又恢复了从前耍赖的样子,非要我借钱不可:“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干事业没人帮怎么行?”
这件事情最终成了压垮姜艳和刘平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姜艳说,此事未成,完全就是刘平怕自己在儿子婚姻问题上“做了主”,如果说以前两口子还只是在有些事上“达不成共识”,那么在儿子找对象这件事上,丈夫根本是“存心使坏”。
第二个姑娘与刘进见过一面,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异常。姜艳很高兴,以为这件事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了,但没想到,刘平得知后却强烈反对,不但找机会给姑娘讲了自己儿子的真实情况,还直接打电话告知了姑娘的父母。
鉴于他在创业之初,我也不好催他还欠我的6万多,只祈祷他这次别再亏了。可是不久,让我吐血的消息又传来了:养鸡“大业”又被他像扔破烂一样扔掉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包了几十亩地,买拖拉机等等大型农业机械,要搞种植。
他拿出了许多公文,得意地对我说:“在13年、15年、17年、18年,我打的官司,法院都判我赢了。”
[2] 胡小武. (2010). 城市性: 都市 “剩人社会” 与新相亲时代的来临. 中国青年研究, 2010(9), 26-29.
科室里有21个护士、18个医生,病区呈扇形分布在楼道,中间是护士站。虽说整个病区只有短短的500米距离,可是长年累月地奔跑,我的双脚脚底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刘进几次来找姜涛求救,说自己快被父亲打死了。姜涛无奈,去妹妹家想调和一下父子关系的,但去了之后,才发现妹妹和妹夫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需要“调和”的:“挖苦、讽刺、指桑骂槐甚至人身攻击,他们家全有。都是一家人,有些话,我都想象不出他们怎么能说得出口。”
其中,艺术学、管理学与文学的毕业生,有约四成会在三年内转换职业。当然,这其中的大多数人,是直接“转行”。
“我真不想做这个手术,这个孩子有毛病,想着等身体养好了再要一个。你知道的,农村嘛,总归有个男孩牢靠些。”
比家庭条件吐槽得更多的,分别是出现了28605次的“工作”、19434次的“户口”和13124次的“脾气性格”。
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问:“那刘进自己怎么想呢?对之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打算?”
他把三哥自杀归因于他的三嫂:“老三和神经病过生活,他媳妇有严重心理障碍,还遗传孩子,老是不耐烦,和你吵架,把自己情绪强加在别人头上,在外说你的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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