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私家侦探跟踪了杨梅，发现她经常独自去白河大堤上转，有时还会带些东西，点心、玩具什么的。孔强问妻子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杨梅就说，自己之前梦到儿子在白河大堤上，所以每次想儿子了，就去大堤转转，希望能再和儿子在梦中相见。

对于刘小明以上的供述，张武只用两个字评价——“胡扯”。他紧接着问刘小明，杨梅在“3·15绑架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刘小明说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的，和杨梅无关。

白狐狸找主持人要钱——她和黑妹跳一场舞，说好每人能得200块钱。主持人将钱交给她们，还送了一瓶鹿茸酒。

张武把那时的情况称为“守株待兔”，但不料“株”种好了，“兔”却一直没有来——警方在周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孔强夫妇也凑齐了赎金放在兴业路垃圾场内，但所有人全神贯注守候了5天，并没有人前去“收款”，反倒是那包现金差点被垃圾站的工作人员当做垃圾处理掉。

周围散步邻居都停下来看，一副诧异不已的样子，看向姚治才的眼神，十分复杂。

到了派出所，一番审问，两人什么都说了。民警还专程找来了懂手语的女民警，和黑妹沟通。

虽然每个人对噪音的耐受度不一样，但当外界环境音超过40分贝时，就会影响正在睡眠的儿童和老人[14]。

老冯点了根白沙烟，狠狠地吸了口，沉默半晌，低声说：“要不，再整回工伤？”

现在，我们仍在不断更新着用工黑名单，社保网也可核查工伤记录。

白狐狸原名叫高月香，1989年生，16岁便在农村老家生了孩子，因和婆家闹矛盾，20岁独自进城务工，在网吧当收银。工作小半年后，交了个大她20岁的情人，男人一头卷毛、戴着眼镜，每次来上机都捎奶茶给她，“虽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但难得有人长期这么做，老家那位还从没给过我一张好脸”。

阿芳康复后，当时厂里还安排她去包装组专门贴标签，工作任务是同工位的1/3。后来老冯专门找人打听，说只要辞了工，还能再拿8个月工资的赔偿，她那会一个月工资3000多，这一下子又有两三万块入手，她没多想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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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天意家也相应支付给了方婶一些报酬，这一点，院里的人也都知道。

“老崔，这个得会诊，现在还不清楚什么情况，先放你哪儿？”施主任又征询了一下崔主任的意见。

2011年，我刚来到精神专科医院时，被安排去精神鉴定科实习。

“孔强说，之所以办案时没告诉警方，是因为事情起因不过是杨梅的一个梦，大事关头，谁会拿一个梦当真呢？况且他自己那段时间也经常梦到儿子。”

开始的时候，工厂也是送去医院，拍片子看医生，说是粉碎性骨折，动手术打了钢钉，裹着石膏休养了两个月。但等康复后，阿芳想要申请工伤鉴定时，厂里却拒绝了。

谢天意的腿受了伤，跑起来一瘸一拐，很快就气力不支，眼看着大姐就要追上他了，院里的方婶忽然从人群中闪了出来，将谢天意拉到了身后。

在我5岁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带着非要跟着她加班的我，从职工大院里捡到了一个跌落在雪地里的纸箱，里面装着冻鲅鱼和猪腿。此时，楼上各家的厨房外，只有3楼的窗户上没有挂着纸箱。我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抱着箱子就上楼了。

精神专科的大院里，每天至少有300个病人下来活动。看大院的老乌，是我们康复科的老同志，天天管这么多人，劳心劳力。

邓虹跑了趟腿，将“向阳花”的文艺犯们都喊去了排练室，这才发现少了两人。大伙儿告诉她，白狐狸和黑妹已经刑满释放了。邓虹叹口气，说：“两个没良心的，也不告诉我一声。”

保卫处长又打了一圈电话，还是说应该就是刘老师，但又不好确定，毕竟过去几年了，没人确切记得那时候究竟是谁画过这么一张黑板报，只是那段时间这个刘老师在团委工作，办黑板报之类的事情确实归他负责。

覃小娥的精神状态被他折磨得摇摇欲坠。她害怕家里人担心，没有跟任何人说，更怕影响姚治才工作而让他不高兴，所以自己一个人默默忍受。

虽然早就听说在采油厂干活不分专业只分男女，但入职之后，男的全去作业大队抬油管，女的全去采油队干小工，这样的分配方案还是让我这个“外来户”大吃一惊。等看到薪酬通知的时候，我更无语了：头3个月试用期没有工资，3个月结束后，一次性发5000块钱。

“你们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一大帮女人抢着去乡下跳红白喜事会场，你知不知道那里流行啥跳法？流行跳裸舞呢！”

张武说，那个场景下不好排除这种可能，但又有些不合常理——通常来说，当亲人失踪且不能确定是否死亡时，一般人都会坚信亲人还活着，这样才有继续找下去的信念，很少有人会这么快就认定亲人已去世并开始祭拜的——但这也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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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如果每个情节单独发生，可能就是巧合，但全部连在一起，还会是巧合吗？张武不相信杨梅是无辜的。

可是当冰冷的沉沉的模具滚下来时，她还是忍不住小退了一步。就这一步，值十几万。她忍不住长吸了一口气，原来之前肋骨断掉的地方，在提醒着她，旧伤仍在。

她妈是个暴脾气，看不顺眼就动手。有一回，她因为挑水的时候扁担钩没缠好，挑到门口水桶就掉下来，泼在了正在屋檐下砍猪草的老娘身上。她妈连身都没起，像砍柴一样，反手就砍向阿芳的小腿。要不是她躲了下，她的腿早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断了。

施主任点了点头——他说得对，由于精神病药物对人的生理状态有明显的副作用，很多患者普遍存在把药扔掉或者藏起来的情况，这也是精神病复发率高的重要原因。

再听到阿芳的消息时，已是秋天。听说她和老冯放弃进厂了，转而接一些外发手工活来做。

张武这才想起来，之前为文检部门“取样”时的确找过劳动技术学校，采集过几位青年教师的笔迹资料，其中也包括这个刘老师，确实没查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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