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写字楼，我们在偏巷买了两个煎饼，我执意要付账，吴前也没拒绝。随后，在吴前的带领下，我愣是抱着没吃完的煎饼坐了3个小时的公交车，然后又步行半个多小时，快到中午时，才来到市西郊的一个新建小区里。

在那次“豹5”的风波中，小吴也想着捞一笔。有天我早上刚开门不久，小吴就到了我店里，火急火燎地问我“豹5”开了没，我说没有，他做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然后拍给我10块钱：“打5倍！”

见那几个护士相互递了个不屑的眼神，程婷更急了，话也脱口而出：“你们以为护士长为什么帮我忙？我有那能耐让她去求主任、再让主任命令张医生替我一起撒谎？她图啥呢？我出现医疗事故，她李明霞（

我这才意识到她因为陪我出差而耽误了正常工作，内心的愧疚更加无以言表。丹丹看出了我的心思，摸摸我的头，笑着说：“反正放假我也没地去，去公司还能打电话找客户聊聊天。”

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大妮儿的声音才小了。奶奶一直到快天亮才回来，说自己刚去大娘家的时候，我大爷把着大门，大妮儿一个劲儿往大门这儿冲，大娘就追着大妮儿打，旁边的小云、二妮儿、三妮儿都在哭，光辉喝多了，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也听不清他在说啥。

谁知此话一出，她哭得更厉害了，说自己父母都是农民，根本不懂法，也不懂请律师什么的。而自己来年开春就要结婚，这样婚肯定是结不成了，也不知未婚夫管不管自己……

23岁的丹丹不想被人指指点点，便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大都市。她也想过转行，但她只有中专学历，找来找去，也就只能继续干销售。

如果还是不中，接下来便不跟了。可是他自己不跟，却爱给别人出意见：“你听我的，这期你加一个244,绝对能中！”“这期怎么可能买135，你还不如拼个‘豹6’呢！”……

我反应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大妮儿，她长高了，变化很大，小时候她总是穿着那件大好几码橙色外套，扎个马尾辫，大眼睛转来转去的，如今已经成熟多了，说话的时候一直带着笑。

我撇撇嘴，看了看他停在窗外的依维柯：“看来叔你这跑车攒下不少私房钱啊，不然怎么经得住你这么玩？”

“不了，直接去火车站吧。”我听见四妮儿在后面叹了口气。大妮儿扭头看着窗外，下车前，一路无话。

咽下一口酒，她跟我讲起另一个例子，说之前她曾就职于一家老牌的三甲医院，医院虽打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招牌，院领导给每个科室却下了硬性指标，让医生必须开足一定比例的中医治疗或中药注射液，否则全科室一起扣钱，科主任还得在内部大会上做检讨。

小皮走的那一天，我们又去了那个烧烤摊。去年这个时候是4个人坐在这里，今年却只有3个人，之后这个城市就剩下我和丹丹两个了，大概我们也不会再来了。

2016年6月，我经熟人介绍，到昆山一家彩票店上班，每天只需给彩民们打、兑彩票即可。只是工作时间磨人，从早8点到晚上10点过，没有休息日，只有过年才能休7天。好在，老板给我开出了7000元的底薪，此外，“每月营业额超过30万的部分，给你2%的提成。”

），奖金提高至80元；若结果是“豹子”——3个数字相同，则奖金最高，有240元。不过，豹子的概率也最小，每天能出5个以上就算“井喷”了。

刘晓丽想起之前的几次遭遇，一切又仿佛重复：先是流血，然后来医院保胎，最后不管如何努力，孩子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就没了。像是个无法打破的魔咒一般。

“这三类业务，都是需要培训的。”吴前很“仗义”，“哥看你是个实诚人，才告诉你这些。按照公司规定，你要入职1个月左右，由老经理担保，才能对你进行‘b类’和‘c类’业务培训。”

“我刚来的时候哭过几次。丹姐应该没有吧，干了这么多年销售，啥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张琪得知我们的屋子空出一间房，嚷嚷着要搬来一起住。在她搬家那天，我们知晓了她的一个秘密：她和同组的一个男同事谈起了恋爱。丹丹一见他俩牵手出现，立马变了脸色，将张琪拉进房间。

对于女性来说，社会要求女性在工作的同时也要兼顾家庭，这种对性别角色的不同的期待深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5]

大妮儿说自己倒也没有很生气，就是有些心寒。出分后，大妮儿的分数很高，可以去市里最好的高中，但大妮儿选择了一个给自己免除学费和书本费的普通高中，家里这才勉强同意。

“你收下吧，我当年不要你们四个，现在这都是报应。你拿着吧，让我心里安心点。”

一天，大妮儿带着三个妹妹来我家，“你们四个咋一块过来了？”奶奶笑着迎她们，“快进屋，老奶奶这儿有糖。”

我不止一次和赵老师争论过“彩票有规律”这件事情。我说如果真的有规律，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发财？他说那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算出来。他为了向我证明自己的观点，掏出手机，打开了几个app给我看，里面都是教人如何下注的内容。有些作者自诩“快三导师”，文章里一串串的图表和数据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

4月的晚风从远处吹来，寒意穿透衣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凌晨1点坐在马路边喝啤酒吃烤串，还是和3个刚认识不久的姑娘一起。

我赶忙点根烟给吴前递上去：“吴主任，您和我说说呗，带我一起挣钱！日后必定有您的好处！”

对于女性来说，社会要求女性在工作的同时也要兼顾家庭，这种对性别角色的不同的期待深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5]

2017年4月底，我入职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市场部做创意策划。我的日常工作是对接公司的销售部门，为客户做广告投放提案。这意味着我会经常和销售打交道，有时还要和他们一起外出去见客户。起初我是不太情愿的——在我的认知中，当销售的人一般学历不高，还满嘴跑火车。

“然后？然后‘快三’就开始坑人了呗！”老杜有些无奈道，“你这段时间，也看到了，有人玩‘快三’是赢着出去的吗？概率被调得太低了，中不到钱。可是已经上了瘾的人，就出不去了，每天还是蹲在这守着。老孙的家产，就是这么败光的。”

之前7到11月份科室最忙的时候，护士长下了严令：不管大小事，都不允许护士请假。有一回有个护士的母亲忽然急病去世，她当即买票回家奔丧，悲痛之余给护士长打了个电话请假，结果被一通斥责；归假后，护士长将她好一顿骂，并要求以后家里有红白事都得提前几天打电话请假——这话其实说得相当“何不食肉糜”，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她一般在地府有人脉的。

何玫想了想，有些坐不住，就起身往处置室走去。走到门口，她下意识放轻脚步，先往里探了个头，程婷背对着她，正佝着腰在堆放废弃输液瓶的垃圾桶前翻找着什么。

有天傍晚，彩票站里已经挤满了人，吞云吐雾，大多直勾勾盯着墙上的开奖电视机。

何玫还没走拢护士站，对面的电梯“滴”地响了一声。她转头，一辆平车被缓慢推了出来，上面躺了个女人，面容白皙，右手被旁边的男人握在手里，男人一边将车往外推，一边俯身跟她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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