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老姨到我家走亲戚，问奶奶村里有没有30岁左右还没成家的男的，说自家有个侄女，男人在矿上上班，赶上塌方人没了，现在带着一个8岁的男娃，日子也不好过。

那个深冬的午后，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

张某说自己是做影视公司的，旗下有不少艺人资源，他那次除了推荐吴永宁，还推荐了其他几个群众演员，他说，自己当时从那个经纪人嘴里了解到的是，“吴永宁本身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员，这个是他个人的一个兴趣”。

在平台上玩了会儿，吴永宁和朋友们去了另一栋居民楼。当同行的人按下33楼的按键，吴永宁打趣地说，“33楼有点高啊”。他手里拨弄着gopro拍摄的素材，另外一个人也凑过来看，似乎在指导他如何拍摄，还说，“拍一些细节”。

这句话反而把我憋住了，只能应承着，“你这说的啥话，你是我哥，我咋能看不起你……”

出了电梯，吴永宁说：“今天上这个33楼，也算是很高了，好了，到顶了，没毛病。”他开始四处看，接着开始攀爬，在边缘行走，在两个建筑之间做推举、太空步，然后从一栋楼的一侧直接起跳，跳到另一栋楼上……

2012年前后，我向叔叔辞行，来到长沙。在耗费近10万疏通关系后，正式成为某网站驻湖南记者站的采编人员——虽然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但有了正规媒体的身份，多少还是让我有些安全感。

而吴永宁又是怎么从一名群众演员变成了网络博主，开始了所谓的“极限挑战运动”，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答案。

在这家网站的两三年时间里，我的收入直线上升，只有10万以上的单才值得我去接触。为此，我还私下请了两个助手，以“网站通讯员”的身份让他们为我“打下手”。

还有一次，他看到新闻上说乌克兰人口性别比例女多男少，就说我们可以开个“跨国婚姻介绍所”，把外国的剩女介绍给中国的剩男，国内男女比例如此失调，这一定是个巨大的市场。

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一开始都会心怀愧疚，毕竟大家都清楚，这是在造假。然而久而久之，心态就会渐渐开始变得“理所当然”起来：“因为我生活不易，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反正那些人只是为了混学历（

也许是上惯了干净洁白的卫生间，人们觉得猪粪回收利用也不是难事，就算存在污染，自然界也能净化吸收。与此相比，城市握手楼里的泔水积水以及工厂的排污似乎更令人苦恼。

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打着“中国”旗号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中，诸如“中国法制维权网”“世界维权在线”“中国监督新闻网”“中国法律审查网”之类的假网站比比皆是。那时候，也正是假记者的黄金时代，一大批职业维权者借着互联网的便利，犹如过江之鲫般开始了网络维权生涯。

长沙一役，让叔叔觉得很没面子。自此，超出本县以外的业务，他便不愿再接了。

陈杰人团伙打着“法律和舆论监督”名义和公平正义的幌子，以网络为犯罪平台，大肆敲诈勒索、疯狂敛财，涉嫌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多种违法犯罪。

[2] 黄国锋, 吴启堂, 孟庆强, & 黄焕忠. (2002). 猪粪堆肥化处理的物质变化及腐熟度评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3(3), 1-4.

我们相互加了微信，他开始发语音向我哭诉：“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他，只给了他一点定金，后来他发给我初稿，说他家急需用钱，让我把尾款先结了，后面会帮我修改。我看他初稿还不错，他又催得急，就把钱都给他了，结果他拿了钱就联系不上了……”

而且，即便是这1000元，吴永宁也不能按时拿到——在微信里他催过张某：“月签的工资什么时候发？”

黄毛爹也是个老实人，拿上50块钱就给大明叔送去了，大明叔和俊花婶子这才知道，是国栋带人把家偷了。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吴永宁也打广告，有一期他的视频是穿着某运动鞋品牌做危险动作，最后打出“买鞋找xxx”，店铺卖家通过微信转给他几百元。

写手可以举报中介，中介自然也可以举报写手。如果有写手故意拖稿，或者收了钱却不负责后期修改，那么中介可在群里通报该写手，并请管理员将他清除出去。

大明叔穿着一件秋衣，还披着一件外套，见了我，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笑着说：“咋回来了？放假了？”

旅行的最后一天晚上，大家都累了，横七竖八地躺在酒店里聊天。这几天笑过闹过，此刻喝了点酒，有些意兴阑珊，也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

过了一会儿，奶奶又劝我：“你今天还是别去了，国栋他们一直骗你大明叔说他得的是胃炎，对外也这么说。县医院看护你大明叔的护士就是咱们隔壁村的，我也是从她那儿才知道。你大明叔在医院待了十几天就出院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家，整天在床上躺着……”

令我惊讶的是，她不仅没有鄙视我，反而觉得我十分上进——“那我们可以考虑按揭买房了”。没错，钱有了，婚姻大事是该考虑了，而挡在结婚面前的就是房子。

不幸就在于，受到猪瘟疫情影响，猪肉跨省禁运，南方猪肉供不应求，肉价于是一路飙升，国务院不得不暂时放松限养禁养政策，稳定各地猪肉自给。[4]

酒足饭饱后，在书记和村长的欢送下，我们出发返程。上了车，叔叔就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开车的老黑，老黑还是“嘿嘿”笑了两声，将红包收下。

毕竟我也上过大学，我知道学校在判断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否抄袭时，最直接、省事的方法就是拿他的论文上查重系统检测一下重复率。有些学生毕业论文搞不定，就会在网上下载其他人的论文，然后东拼西凑弄出一篇，如此炮制出来的论文，重复率自然不会低，因此需要想办法降低重复率，骗过查重系统。

在生前的最后10个月里，这位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用“极限咏宁”的id，在诸多视频直播网站陆续发布了300余条自己攀爬地标建筑的短视频，地点涉及重庆、长沙、武汉、宁波、上海。在坐拥1亿点击量、可以谈10万元的“项目”时，他的内心会不会有出人头地的喜悦，如今都不得而知。

那时，我已经成功转型，到了一家共享电动车公司任职，彻底告别了我假记者和帮人了难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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