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到了扣税的问题,对方告诉我要扣20%的税——这让我有些出乎意料,我潜意识里一直以为30万是税后价格,便问:“能不能和老总商量一下少扣点?毕竟对于作者个人来说,6万元不是个小数目。”
年后还不到一个月,我接到了王老板的电话:“实在不好意思,公司的资金链断了,项目暂时搁浅,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你再卖给别人吧。当然,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继续把版权留在我这,我会努力挽回项目,尾款也会尽力结清的。”
“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高等院校”“xx省培养经济管理、理工类人才的重要基地”“xx地区‘xx人才’的摇篮”……类似的话语反复出现。
搏击馆的学员多是七八岁的孩子,周六日才开课。平时也有成年人过来办卡,捶捶沙袋,撸撸铁,主要为了减肥,耍几天就消失了。
老董自己一个算卦老汉——严格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无业游民——肯定是没办法帮小桃介绍工作的。后来,我爸再去老董店里闲聊时,老董竟有些扭捏地提出,秋阳也快到上学的年纪了,想请我爸帮忙给小桃在城里介绍一份工作。
半个月后,《雨夜》变成了铅字——既然市里的报纸能发表,省里的报纸似乎也可以试试,于是我又把稿子寄给了《浙江日报》的文学副刊“钱塘江”,只过了一星期,文章也见报了。
当时这个赌徒数完了钱,还对江老板赞不绝口:“老江做人真是没的说,人品好,信誉好……”
第二年开春,公司高层召开员工大会,说公司再也不会裁员了。同年杭州分公司效益依旧不好,而美国总部效益非常好人手不够,要从杭州要人。因为这次借调没有任何补贴,没人愿意去,领导找到我,我也不想去,但左思右想、稳妥起见还是去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下半年公司又如法炮制搞了一次突然袭击,裁了一大批,我因为人在美国得以幸运躲开。
一天我在公园里散步,碰到了去公园管理处谈装修业务的小李。他问我:“哥,现在一个月的稿费收入肯定突破两万了吧?”
我又联系了那个徐编辑,问他自费出书要多少钱。徐编辑说:“编审费、书号费、设计排版费和印刷费加起来,给你一个优惠,3万元,到时候给你印1000册。”
2015年下半年,我进入职业生涯的瓶颈期。从事了多年的广告创意行业,节奏快、压力大,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疲惫感,再加上个人感情方面又出现了问题,我便毅然辞去所有工作,在家休息调养。
从设计院出来,我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四处打电话通告,怕自己过于激动、在公交车上失态,就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和平广场一路走到濮家新村,可还是太兴奋了,总忍不住大喊大叫,引来路人纷纷侧目。
只是苦于手里余钱有限,几天下来把几个家电卖场逛了个遍,才终于在城东找到一台别人退货回来、低价贱卖的“问题机”——这台机器的屏幕有点歪,顾客不愿意要,商场直接按进价甩卖。“屏幕不要紧的”,老董充满信心地说着,仿佛已经看到了大彩电给小院带来的一轮勃勃生机,“今天把机器送回家,明天我就找人接上信号,有画面、有颜色、能给她们娘俩解闷,就是好机子!”
戴永强默不做声,他完全没料到,自己其实就相当于根林的“冤头债主”。
一天,和平广场搞房展会,中午下班后,英同她舅舅来公司找我,说去会展中心看房子。我不想去,但看到英又不忍拒绝。在会展中心逛了一圈出来后,我更心灰意冷了——杭州八大主城区,最便宜的房子在丁桥,两室一厅最便宜也要70万左右。英的舅舅问我:“小沈,如果买房,你们家能出多少钱?”
王处出差回来后问我:“小沈,你怎么又接了这么大的活儿,很辛苦吧?你手上的其它活儿能做完吗?” 当时,我以为这就是领导对下属的正常关心,背后的意思一点儿也没听出来。
7月3日,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乐视体育”)已被吊销营业执照。
老二去海宁出差途经杭州,没打招呼就直奔设计院门口让门卫找我,见面后便要我带他到设计院下属的公司车间转转,一刻不停地拍照、录视频,连话也没多说。拍完照他就提出要走,我留他吃饭也拒绝了,说要当天赶回黄冈。
2018年曾经有报道指出,住建部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600多座大型和中型城市中,三分之二已经陷入垃圾围城的状况,并且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存在。
留下这些话,魏姐就转身进门了。第二天,她收拾行囊离开东北,回到了山东。在母亲的怀里,她流尽了眼泪。
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戴永强忽然心生感慨:从10年多前,新东方赌场诞生了现场视频在线投注;到10年后,无数座金字塔悄然在互联网深处建成,网赌代理遍布全国。更替的只是形式,而“国人相残”的情况却从未有任何改变。
婷婷是因医疗事故导致的瘫痪,起初只是后背肩膀附近的脊柱有点弯曲,在做矫正手术的过程中出了意外,如今不仅无法站起,双腿膝盖还往后翻。
那时候最快活的日子,就是他在地摊上买了本西村寿行的侦探小说,里面有大量的情色描写,根林就把书翻开,在他耳边大声朗读出来,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对于家电产业来说,不论传统产品,还是新兴产品,都有其可以获取利润的地方,难道说空调的兴起就灭绝了风扇了吗?
那天,我在医院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连回学校的公交钱都没有了。徘徊在医院门口,我想向过路的行人要2块钱坐车,几次话到嘴边,耳根一热,抓了抓头,就又放弃了。过去了1个多小时,天色渐暗,路灯亮了,我旁边在地上写粉笔字求饭钱的女子都走了,那位抱着大头娃娃唱《相亲相爱》的大叔也收摊了。
回到部门办公室后,王处紧接着就把我叫到外面疾言厉色:“你怎么回事!都两年多了,图纸质量还这么差,你怎么搞的?”紧接着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
戴永强跟着来到厕所门口,就看见一个马仔蹲在福建人面前,手里拿着一把生锈的榔头,叫他赶紧打电话让家人把钱打过来。
“刚开始跟他,现在又跟我们了,过完年接过来的,安排了学校。因为这件事,我妈和李叔分手了。”
“他说帮我不是为了赚钱,他不缺这点钱,我问他那图啥,他就提出和我交朋友。我说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还是把工钱给了他。他非要请我吃饭,我看他这人有点一条筋,就想着答应他,吃完赶紧结束,以后就不再联系了。”
代理群也分外热闹,力哥发了20多个红包,接连降落的红包雨就像一连串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估计他是想红红火火”。
市报的20元稿费和省报的40元稿费是同一天汇来的。纺织厂的收发室就在大门口,全厂职工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桌子上两张浅绿色的邮政汇款单相当显眼,让我很出了点风头——在我们厂里,之前还从没有人赚到过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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