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一次有一个人过来,谎称要舒满胜去一处很远的地方修车,舒满胜告诉对方,“要是没修成,需要付100块误工费”。可等他开车带那人到了指定地点后,那个人打了电话,说车已经给其他人修了,说罢就要下车,没有给钱的意思。舒满胜抄起扳手,照坐在副驾驶男人的脑袋比划着,威胁道:“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那天返程的路上,刘平一直在讽刺姜艳,说他早说了,儿子高中毕业就去国外念书,钱都准备好了,都是听了姜艳的话,非要留在国内读大学,不然哪有这么多问题。最后,刘平的一句“不会教育孩子就别教”彻底激怒了姜艳,她歇斯底里地冲刘平怒吼,半路就下了车。
同样,这并不是真的在问我问题,他立刻就继续说道:“‘完美教学模式’就相当于,我做了一个机器,把金银一些材料丢进去,然后让一个文盲按按钮,你告诉他,铁多少斤、塑料多少斤、铜多少斤,然后一辆新的奔驰就出来了。”
很难判断舒满胜的愿景到底是谋划很久的骗人把戏、还是他长久陷入的自我狂想。“我主要想消除社会上的神经病,这些心理障碍——相对于,我说的‘神经病’,是‘思想上的亚健康’,思想病就是神经病,要从教育上改变——像我三哥老婆就是典型的心理疾病。”
相亲考虑家庭因素很正常,门当户对依旧是很多人择偶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豆瓣“相亲后的吐槽”小组的70026条帖子中,直接吐槽“家庭”的就出现了12665次,相当于每6个帖子就会提到一次家庭条件。
要么进行同类匹配,选择同自己的职业、户口、家庭条件、年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相似的异性为配偶。[1]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1]李西营. (2006).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西南大学).
“但凡有一点希望赚钱的事,我不借给你,你可以怪我。可这是明摆着出钱出力又不赚钱的事,你投进去多少都是亏的。”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实在没钱给你败了,你该向谁借向谁借去,别整天就像毒蛇一样,死缠着我!”
他领着我“参观”那些出租房,走到了公寓走廊最里面,无所顾忌地打开了其中一间虚掩的门,里面坐卧着4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其中1个不耐烦地看着我们。房间里面装修平淡无奇,摆着两张床,惨白色的床单、被罩,典型的高校附近的廉价旅馆。
随着曾春花住院来的还有她刚出生3天的小女儿,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没有吃上妈妈一口奶,就陪着妈妈住进了医院。因为病房床位有限,曾春花的丈夫和婆婆就在病房外走廊里铺了块垫子,垫子上铺了一层棉被。除去医院规定的查房他们把这个垫子收起来,其余的时间,曾春花的婆婆都在这个垫子上精心地照顾着这个婴儿。
原来,是有人向领导举报,说大弟在养殖场后面种菜,一天到晚浇水,从厂里偷电,于是办公室领导让电工给他把电掐断了。
我问他既然不干了,为什么不把铺盖、棉衣那些物什带回来,那可都是钱买的。他说自己是偷着出来的,背着大包容易被人阻拦。
不过,医学与教育学依然高居前二,印证了关于医生、教师“工作稳定”的民间说法。
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是什么滋味。“先别想这么多,把身体养好可以再要。”我把她身上的被子往上拽了拽。
就在发稿前,舒满胜告诉我,这个月他已经离婚了,净身出户,打算下个礼拜开车出门。
“我让你们几个都上学。你上到高中毕业不错了,要是分数差个几十分,我还能让你复习,这差得跟王豁子嘴样,你又不下劲学,整天胡日派,再复习八年也是枉然!”母亲抱怨道。
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
答应大弟后,我再三告诫他要保质、保量:“一项出了差错,别说赚钱了,亏都够你亏的。咱们可没钱。”
我们科有个小护士,刚刚上班时不晓得其中的厉害,爱美的她上夜班时还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第二天脚底就磨出了十几个水泡,从此上班时只好乖乖地穿起无跟护士鞋——每上一个夜班,一个护士常规的工作包括测体温、量血压、输液、换液、起针,中间还有半夜住院的,要输入住院记录、抽血等一系列入院程序,一宿下来走几万步是常有的事。还有冲洗阴道、灌肠、吸痰、通乳这些专属于我们的产科的脏活、累活,许多新上班的护士早上8点交班时,都冲着主任抹眼泪。
将时间延伸到三年,除医学与教育学,各学科的行业转换率还是职业转换率都不算低。
同样一项基于南京市“万人相亲会”的实证调查将年龄与性别做交叉,其结果也符合婚姻中“男大女小”的理想模式。[6]
“你的意思是说,‘完美教学模式’不仅能让孩子考上北大清华,还能克服‘思想上的亚健康吗’?”
新婚后,两个人先是争谁父亲的“能量大”——两家老爷子都是正处级退休的,没什么太大差距;后来,又争谁“能力强”——姜艳在单位里算是主要领导,刘平下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两人又是打了个平手;再后来,争的就是“谁教育孩子的方法对”——如今看来,两人算是全失败了。
大弟不以为意,总想着能跳出农门。过了两年,倒是真来了个机会。
这一年,姜艳和刘平开始张罗着给已经26岁的儿子介绍一门亲事,而在这个问题上,两人一如既往,达不成一致。
姜艳开始觉得自己在儿子上大学的事上丢了面子,但等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她又觉得自己找回了一些面子,开始频繁地用刘平先前讽刺自己的话“回敬”他。刘平则把全部的火气都撒在了儿子身上,他动不动就对刘进拳脚相加,骂他“不争气”、“没出息”、“让你爸我抬不起头来”。
这活儿不算累,只是卸货时,要货主自己把卸下来红薯干一包一包地倒在仓库里。几次以后,我发现大弟居然从家里带两个人来给他“倒包”。我知道了很生气:“也不知你一趟能赚几个钱,居然还雇两个工人,又不是让你从车上(
现在,舒满胜的公寓有100多个房间可供出租,他的大哥也一样。房间不断变多,他觉得越来越难管理,便把很多事情交给女儿打理,又让小儿子在一家大酒店实习,“学习下管理经验”。
1985年大一寒假,我回到家里,看到在镇里高中上高二的他从学校带回来了一堆的书:既有《哲学研究》、《研究生学报》之类的学术期刊,还有《百年孤独》、《变形记》这样的文学名着。
晚上,我们护士照例订的快餐盒饭,除去在护士站留守值班的护士外,我们当天6个上班的人全挤在一间狭小的护士休息室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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