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因收到投诉过多，网站被上级部门要求撤销各省记者站。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湖南省记者站”的牌子没了，“华中记者站”又成立了。我们纷纷以“某某网华中记者站记者”的身份，继续派驻在湖南工作。

自从加了许娜好友，她每天都要发至少七八条朋友圈，内容多是九宫格自拍美照，配上一段讲述自己如何取得成功的励志鸡汤。

不到1年时间，叔叔的装备也从诺基亚3100换成时下最流行的诺基亚n73，二手摩托则换成了二手雅阁。原本不修边幅的他，也开始往头发上喷起啫喱水，套着笔直的西服，胳膊下紧紧夹着公文包，走到哪里都是一副处级干部的派头。

随后，他又“教育”起我来，“公安、纪委、检察、法院、宣传，这几个强势部门都不能得罪。而且，还要和这些部门的人搞好关系，见着他们都得客客气气的，递烟点火、倒茶赔笑。我们总有需要强势部门帮忙的时候嘛！还有，纪检部门可以随时找借口调查我们，政法系统也可以找个理由抓我们，宣传部门是专门管这块的，更是不好得罪……”

那段时间，夹杂在朋友圈的面膜广告的营销里，全是她和央视着名主持人们的合影。许娜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某某姐”“某某哥”，并激动地说：“你们都是我的老师和恩人，你们的关照是我艺术道路上最大的动力，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你们的爱。”

看起来，她的演艺事业也有了重要突破——她终于站上了中央电视台一档选秀节目的舞台。

2019年2月底，其中一个官司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后来在庭审中，法院把吴永宁的这种“极限挑战”定义为“高空危险活动”——吴永宁攀爬的大都是地标性建筑，这种行为可能随时会危害公共安全。

2016年，大批移动短视频app上线。2017年，随着短视频热度逐渐升温，吴永宁也开始录制、上传小视频。

长江以南每年产出约占全国四成的猪肉，稳定南方猪肉市场的同时，也排放了接近同比例的粪便量。而南方水网密布，恰恰又是防治养猪业粪便污染的主战线。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那个深冬的午后，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

许娜露出颇带优越感的神色：“嗨，就自己当老板呗，每天都累得要死。”

在吴永宁去世1年半后，我来到了湖南宁乡。即便之前已经来过好几次，律师也没记住去他家的路。车停在村口一个修车厂，给吴永宁的继父打电话，过了会儿，他继父出来接我们。

冯福山说，2017年，吴永宁寄回来2万元，让父母装修用——这可是一大笔钱。6月，一直在外的吴永宁回家了，“他说，能自己弄的就自己动手，不能弄的再找人”。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了，心里有些生气：自己父亲得了病，当孩子的不给治，这是个什么道理。

我也心有余悸。这行固然赚钱，但若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确实难以干得长久，只能小打小闹。那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高级”一点，最起码，不用害怕被人说是假记者。

当我把此前的调查情况说明之后，阿利的双眼发出异样的光芒，他颇有兴致地问：“你说你这样接1000字赚10块钱，那中介赚多少钱呀？我以前听别人说找人代写论文，一篇要花好几千，有的甚至上万呢，也就是说你的中介至少抽走了5成稿费，不，可能至少8成——你就没想过自己当老板？”

“不知道怎么办，明明知道儿子有危险，却不知道打哪个电话，不知道找谁解决。”

他们5个在大街上闲逛，像以前在教室里追逐打闹那样，你骂我一声“瓜娃子”，我回一声“痴呆”，一会儿又手挽手大声唱歌，仿佛还在昨日的青春之梦里游荡。

当然，我们的行动也并非都会成功，除了被人当面揭穿，也有遭报复的时候。这种情况大多我们都能应付，而在长沙那次，我们却结结实实地“翻车”了一回。

后来，许娜扬起头骄傲地对我们说：“我爸是县城剧团的团长，从小就教我唱川剧、拉二胡！”大家虽然觉得她那副得意的样子有点令人讨厌，不过毕竟技高一筹，也说不得什么。

“从郭老师家出来，我毫不客气地跟她说，看看你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你怎么现在变得越来越假了？她不屑地回敬了一句：‘你懂什么，那是公司的包装话术，没这些怎么吸引粉丝？’不过她也没生我气，回头还是会来找我，给我寄南京的小吃，大概也是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学跟外面的‘那些人’不一样。”

8月底回去没看成，等11月我再回村，刚进家门衣服还没有换，奶奶就匆忙把我往外推，“快去看看你大明叔吧，现在还在家呢……那个国栋，办的真不是人事，可咱不能少了礼数、也不能他不高兴咱就不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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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临场那天，我们的演出很顺利，眼看到了尾声女儿和妈妈和好的桥段，没想到，和我演对手戏的许娜，眼泪突然夺眶而出，抱着我直直跪了下去：“妈妈，对不起，我太不懂事，错怪您了！”

这一次，国栋在村里算是真“臭”了，村里人都说大明叔养了个白眼狼，国栋每次回村，总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村里几个好事儿的人，见到国栋就大声说：“呦，这不是大孝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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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用记者的身份敲诈勒索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借此去中伤一个人、搞垮一个企业，则是公司更乐意接的业务。比如，某个局的副局长要扳倒局长，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帮忙——这时就轮到我们登场了。

那天，我正在和一个客户吃饭。这个客户是一家装修公司，被某个单位拖欠装修款30多万。席上，我和客户约定好了价格，准备第二天给他操作。可一早起来，手机里面就突然弹出陈被抓的消息。

时年25岁的他，曾是我们县“xx在线”网站的创始人，后因刊登的负面消息太多，被宣传部门取缔了。随后，就加入了叔叔的维权队伍。

赵书记嘿嘿一笑，说：“辛苦费，辛苦费……您放心，很安全。这个选举的事嘛，要请你们多多关注。唉，有些刁民啊，就喜欢乱说乱告状……”话没落音，就又稳又准地将红包塞进了我的口袋。我伸手要掏出来，他马上贴近一步，在我耳边说：“拿着，拿着，你们主任也拿了，我们去吃饭吧。”

据天眼风险显示，北京宏城鑫泰置业有限公司有8条被执行人信息，其中，2019年累计执行标的超8700万人民币。与此同时，公司还有5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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