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我也上过大学，我知道学校在判断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否抄袭时，最直接、省事的方法就是拿他的论文上查重系统检测一下重复率。有些学生毕业论文搞不定，就会在网上下载其他人的论文，然后东拼西凑弄出一篇，如此炮制出来的论文，重复率自然不会低，因此需要想办法降低重复率，骗过查重系统。

尽管之前看过云青发给我的真人照片，可我仍然有些吃惊：眼前这个面容疲倦、身材臃肿的许娜，真的和朋友圈那个“上官娜娜”是一个人吗？

那天，我正在和一个客户吃饭。这个客户是一家装修公司，被某个单位拖欠装修款30多万。席上，我和客户约定好了价格，准备第二天给他操作。可一早起来，手机里面就突然弹出陈被抓的消息。

2017年11月8日，这一切戛然而止。此前评论区里，“你这样活不过三个月”的留言一语成谶，带着些许残忍。

吴永宁在老家忙装修那段时间，冯福山出外打工了，走时，吴永宁去送他。

他们找到了长沙的律师，把吴永宁的手机交给了律师。律师发现吴永宁下载了十几个网络视频app，熟悉的、没听过的，他都有，注册的账号姓名几乎都是“极限咏宁”。在微博上，吴永宁还有一个详细的自述——“国内极限高空运动挑战第一人，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完成每一个能完成动作，认真的（

根据调研得来的数字，在现实情况下，大中小规模在粪污处理上每年将分别造成每头猪1.96、10.01、12.58元的亏损。

起先，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但是，一周不到，我就收到了3000块的分红——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我心软了，想想对方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妹，不至于骗我，而且后面她要是能帮我介绍客户的话，那我就不用再到处发广告了。想到这里，我答应等交初稿后再付钱。

事实上，中国排放着世界最大份额的生猪粪便量，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污染。据测算，2018年中国出栏生猪约7亿头，粪便年产生量超过6亿吨，大约是中国人一年产生粪便量的三倍，且综合利用率不足一半。[1]

猪肉价格会涨，是因为供不应求，可猪的便便怎么会影响到猪肉供给呢？只关心肉好不好吃的我们，可能从来都不会在意猪的排泄物。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治理有两种主流思路，要么政府主导介入，要么政府引导，养殖户自主治理。在环保问题刻不容缓的号召下，国家采取了前者。

分管深圳住房建设工作的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洪表示，深圳将严格控制用于出售的公共住房价格。

俊涛跟同事要国栋的联系方式，同事问他跟国栋是什么关系，俊涛说我俩一个村的，同事就疑惑地瞪大了眼睛，“一个村？他不是市里的吗？”

2007年5月，我即将大学毕业，毕业证还没到手，便在叔叔的催促下，匆忙回到了位于湖南省中部的家乡。

当我把此前的调查情况说明之后，阿利的双眼发出异样的光芒，他颇有兴致地问：“你说你这样接1000字赚10块钱，那中介赚多少钱呀？我以前听别人说找人代写论文，一篇要花好几千，有的甚至上万呢，也就是说你的中介至少抽走了5成稿费，不，可能至少8成——你就没想过自己当老板？”

但当律师去案件发生地、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立案时，却被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本院管辖”。法院建议律师去吴永宁的户籍所在地宁乡市人民法院起诉，可等到了宁乡市人民法院，还是不予立案。

那天我回到家，忽然心血来潮上网搜索了一下“上官娜娜”这个名字，有音乐平台还真为她建了曲库。

我连忙给小明和老黑递烟，小明就揽过我的肩：“跟着你叔叔干没错！我们现在业务越来越好了。”

当晚我花了两个钟头改了3000字的论文，查重通过后拿到了第一笔稿费——30块。我盘算了一下，每天晚上只需要花两个钟头，一个月就能赚1500元。这是我第一次通过“写作”赚钱，也是目前我找到的月薪最高的兼职。

电梯门打开，他继续上楼，到了一处平台后，开始顺着栏杆攀爬。他的gopro挂在头部，边爬边说：“我x，这什么栏杆，晃得很。”

赵书记把办公室门轻轻关上，引我来到隔壁房间，用过于和蔼的口气和我聊天。在接了一个电话后，又走到我身边说：“记者同志，你们来我们这里真是辛苦了！来，这里有点小意思，您拿着。”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伸到我面前。

我曾问律师，是谁拍下的这段视频。律师告诉我，吴永宁在攀爬高楼时通常会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选好地点架在对面的建筑上，这样可以记录下他攀爬的全过程，另一部手机他随身携带，用来自拍——这也解释了他从高楼坠落后为何无人报警，任由尸体第二天才在下面的平台上被人发现。

而吴永宁又是怎么从一名群众演员变成了网络博主，开始了所谓的“极限挑战运动”，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答案。

那时的吴永宁已经在为结婚做准备工作了：他装修了2楼，给房间添了空调、买了洗衣机。父母的房间在一楼，说好不用空调，但吴永宁还是买了。

一开始，我去摆地摊，可摆了一个星期才赚了200元；我又尝试写文章给自媒体投稿，结果每一篇都石沉大海；之后我听说网络小说对文笔要求不高，便在网站上写了几万字的小说，可申请签约时，却由于“不够精彩”被编辑拒绝。

视频里，吴永宁和另两名男子一起，他自己拿着gopro，对着镜头说：“今天这个楼虽然只有20层，但20层也是很危险的。楼下要门禁开门，我走楼梯上来的……我觉得最好爬的楼就是我们老家这边的居民楼，每个楼都能上来。”

后来，她还真遇到了一位“贵人大哥”，邀请她去南京发展，做娱乐文化公司的“签约歌手”——其实就是“拼盘歌手”，比如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开盘或举行商业发布活动时，需要请明星来刷热度吸睛，但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找太多大牌明星，便需要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包装出明星的样子来“拼盘”。

[5] 张军民. (2003). 中国畜牧业环境污染现状及应对措施.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5(5), 71-74.

起先，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但是，一周不到，我就收到了3000块的分红——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直到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专门受理涉及互联网平台的11类案件。吴永宁的律师选取了7家在北京的短视频平台进行起诉，终于在2018年11月底被告知：立上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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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判决有12000多字，详细地阐述了原因——被告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对网络活动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在特定情况下，对吴永宁所上传的危险动作视频应具有一定的发现排查能力，对这些视频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也应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因此，承担次要且轻微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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