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公司的“c类业务”。此类业务公司给的利润提成非常高，甚至还会有一房多卖的情况，比如今天我去的西郊房屋，就被吴前同时卖给了3个购房客户，中介费自然高达5万多。

我则跟随专班另一组民警全力搜捕王安平。我们在王安平有可能藏匿的几个地点不停地翻找，一个深夜的搜查间隙，我和同事坐在警车里取暖，我点着一支烟，递给同事，问他对这事儿怎么看。同事深吸了一口烟，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女房主想在手续费上搞搞价，吴前竟然“怒”了：“大姐！您这房子没房本，也就卖个不到30万，我这给您卖到45万了，您还想要啥？跟我这么一点手续费搞价，您的良心过得去吗？”

两家孩子见了面，对方表示可以接受刘欣的情况，刘良可也觉得男方家的经济条件还行，但不太能接受对方残疾这件事。刘良可说，女儿虽然脸上有块胎记，但年纪比对方小十几岁，这样嫁过去有些亏，思来想去，便向对方提出了20万的彩礼钱。双方就为这笔彩礼钱闹崩了。

“其实吴前也不容易。他家里很穷，还有个弟弟需要他供养，所以才这么拼的。”孟百灵说道：“吴前的女朋友是他的学妹，非要他在市区买房，不然就不和他结婚。吴前为了房子，才这么拼命地做‘c类业务’。我也知道，‘c类业务’可能不太好，每天来公司闹事的，基本都是‘c类’客户。但行有行规，还是得珍惜的……”

吴前匆匆和孟百灵打了个招呼，就带我来到财务部，从那2万元的‘保证金’中拿出5000元后，将剩下的钱交给了会计。

一番交谈后我才得知，原来是要安排我去执行一项化装侦查任务，亦可以理解为“卧底”。

大汉名叫蒋乃夫，是市场化改革时从城管局接收的员工之一，不到50岁，算是本地环卫行业里的“年轻人”。

所谓隔行如隔山，这话一点也不假。在这里，大家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但凡能在别处混口饭吃的，谁来干环卫！或许也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在东北这样一个严冬酷暑的地界里，环卫行业能够招揽的，基本也就只有老弱病残。

刘欣比王安平年长1岁，是刘良可最小的女儿，也是最让家里发愁的女儿。刘欣的两个姐姐相貌都不错，刘欣本身长得也挺好，只是因为脸上天生有一块巨大的暗红色胎记，便使得她的人生道路走得有些曲折。

孙大娘的儿子一家四口，两个孙子是双胞胎，刚从技校毕业参加工作，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关于儿子和媳妇，孙大娘虽然没有多讲，但话里话外，似乎也不是十分健全。

尚在实习期的一天，副大队长肖洛突然独自开车，将我带到位于城南分局7楼的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见到了时任经侦大队长的赵艳玲。

姚圆圆笑笑：“那时候我跟你一样，很害怕。” 姚圆圆说，自己那时也刚刚大学毕业，经常在饭桌上被人刁难，要喝交杯酒，不仅有手挽手的“小交杯”，还有两人紧挨、手臂从脖颈后面绕过去的“大交杯”。有一次吃完饭后，坐在车上她哭了，何主任看见了。

虽然艾班长是被汽车撞倒，但当时是她闯了红灯，官司打起来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出事时是在下班期间，她作为事故主责方，单位这边能够认定为工伤的可能性也不大。撞人的司机只在她入院当天留了5千块钱，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钱，尽管单位垫付了5万块应急，但也是杯水车薪。

这些其实我在经侦大队学习时已经知道了，购房者不具备贷款的还款能力时，公司会给购房者伪造各类证明材料，去银行贷款。当然，且不说成功率有多少，仅是“中介费”就要高出许多。

但律师却冷笑了一声，说王安平就别想了：“刘良可当年根本没有给他办理过《领养证》，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两人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

刘良可又问他，这些年自己对他怎么样，王安平只能说好。刘良可倒是实在，“嘿嘿”笑了笑，说其实也不怎么好。王安平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也陪着嘿嘿笑。

女房主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方言，我只听了个大概。大意是，前几年她丈夫死了，村里的地被开发商占了，才分得了这套回迁房，这也是她唯一的房屋。但儿子考上了大学，需要学费，只能把房子卖掉，自己再搬回农村老家去住。

我吃了一惊，问他有没有搞错？律师说他特意查了几遍，后来王安平也承认了，说当时两人只是摆了酒席，并没有去民政局领证——因为刘良可告诉他，当年他是被刘家领养的孩子，与刘欣属于“近亲属”，因此暂时打不了结婚证，需要之后“解除领养关系”才行。

“王安平又去美容院找过刘欣和那个老板，钱没要到，反而挨了那人一顿打。他最后一次在我这儿时说，他必须要到那笔钱，那是他最后的尊严和希望了，否则就要杀了刘良可全家！”律师在电话里对我说。

随后，孟百灵一路都在说公司有多好，自己和一群努力的人在一起，一定也会变得更加努力之类。我便没再搭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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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告诉你了，怎么处理你看着办吧。”挂电话前，律师朋友对我说。

一项针对广州市中学的调查显示，学生课外补习意愿普遍较低，普通中学的学生很愿意补习的比例为27.8%，不是很愿意的比例为47.2%，非常不愿意则占比20%。[9]

一个姓鹿的环卫班长经常擅自脱岗，因为知道他有背景，大家平时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是查出他在作业片区附近另有一份工作时，部门领导也只是约谈了他几次，示意他收敛一下，并没有撕破脸。

从前几次交稿反馈的情况看，林晓的稿子质量总体还是不错的，所以轮到姚圆圆统稿那次，林晓也不甚在意，写完后粗粗看了一遍就交了上去。

再正规的企业也不可能无可挑剔，更何况是人家主动要查，这道理谁都懂。最后，单位按照n+1的赔偿跟鹿班长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并为其办理了12个月的失业金，这件事才算画上了句号。

“很好，很积极，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员工。”吴前似乎对我很满意，转头就把孟百灵叫了进来，带我去隔壁人事办公室办了入职手续。

所以，假如一个学生暑假参加了30个课时的数学补习班，那么学费可能在6700元左右，再加上书法或乐器培训，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孙大娘的老伴身体不好，隔三差五地就需要住院，老两口有一儿一女，女儿正是这个老丫头，智力有点问题。30多岁的时候家里托人在农村给她找了个婆家，虽然穷，但好歹能有口饭吃，将来也是个依靠。可结婚没几年，男人突发脑淤血，一头扎在地上再也没起来。男人去了，婆家容不下这个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又连个孩子都没生的儿媳妇，就把她送回了娘家。

王安平说，结婚前，他一直喊刘良可“姨丈”。小学时，学校老师知道他的情况，想帮他做点什么。一次家访，班主任老师鼓励王安平喊刘良可“爸”，王安平叫了，刘良可当时没说什么，但等老师走后王安平再喊，刘良可却直接说：“我不是你爸，你爸现在不知去向，等他哪天回来了，把我养你这些年的钱还给我，你爷俩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从那之后，王安平再没敢喊出“爸”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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