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要求我和倪虹每次必须在大镜子面前倒立10分钟，大镜子很滑，完全借不上力，不比练习形体的扶把——如果是在扶把跟前，把裤子卷起来，大腿后侧皮肤会接触到扶把，等出点汗，皮肤就和扶把粘在一起，可以省很多力。

我不想要任何安慰，我只想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谁也别理我。

富平和秦大姐早料到“木墩儿”会有此说辞，忙道自己要的“新货”量很大，小武那边他们会照常进货，“不让小武察觉的，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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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家长、打扫包干区，其实也都是一些表面招数，主要是为了让刺头意识到犯错的后果，真正治刺头的大招，是要管住的刺头易冲动的坏脾气。

小武没有食言，他老板出了“新货”就立刻发了过来，60张百元大钞，反复在几台验钞机里轻盈穿梭，没有一张响起警报。富平和秦大姐各出1500块，每人买走了30张“新货”。富平把“新货”交给小姨子和“老鼠”，让他们给旅客退住房押金时用。秦大姐则直接拿去进货。

李建比我早一年毕业，在报社做“编外”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公考，每次都进了面试，前两年他误信了广告，被培训机构骚扰得苦恼不堪。

这是他最渴望的时刻。这可以为他带来似乎长达几小时的性释放，即便在事实上，里面的尖叫和恳求声很快就消逝了。

不久传来消息，妈妈到了小力家后病情再次复发，我赶紧请假去看望妈妈。

那时小城的长途汽车站还未搬离火车站对面，公路交通尚不够发达，县镇汽车班次稀少且早早收班，后面崛起的黑车运输当时还只是萌芽状态。所以下面县镇的人要往返家乡，总要在小城先过上一夜。当时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旅馆不多，富平瞄准了商机，又租下楼上两个大平层，打了隔间，做起了招待所生意。

徐斌中等个子、国字脸，眼睛黑黑的挺有神，只是眉宇间那股与年龄不相称的社会气，让我有些不喜欢。中年男人是他的爸爸，40来岁，很朴实。就是脸色似乎不太好，黑黄黑黄的，人也很瘦。

办公室里只有老李一个人，“不是，你们班刺头送过来的，说什么，你没吃中午饭，放下就跑了。”

我认真筛选了职位表，选了一个不算太好的单位——我不看好的单位别人也不看好，竞争应该不会太激烈。从前的万丈雄心，早被选调生们碾压成了自知之明。

世博会里无疑有数以千计的展览，想将其中一部分参观完都难以做到。米妮和安娜很快就逛累了。他们从制造与工艺品馆出去，松了一口气，然后穿过北水道上方的平台，走到了荣耀中庭。时间已到正午，太阳直射头顶。共和国雕像“大玛丽”就像一根燃烧的火炬一般伫立着。雕像的基座所在的水池里闪耀着钻石般的波光。另一边的远处耸立着十三根高大的白柱，这是列柱廊，透过这些柱子可以看到蔚蓝的湖面。洒在中庭的阳光充足而强烈，刺痛了他们的眼睛。周围有许多人都戴上了有蓝镜片的眼镜。

“依依，不是我说你，你心不能太善。”一路上，李丽都在我身边叨咕，“你们班的刺头全校闻名，刚开学，就在班里打自己的同学，没过几天，学校里学生打群架，他又榜上有名。当时就跟你说，这样的学生留不得，留在班级里就是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你偏不听，你看，又出事了吧……”

我们还会一起翻跟斗，这一项对女生的要求不高，每次上跟斗课，都像是玩耍。男女生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往毯子上跑，两位教练面对面站在毯子边，等我们跑到毯子跟前发力的同时，教练也会一起出力，护住我们的腰，往上一拨，一个跟斗就翻成了，各种姿势的跟斗都是用这个方式“保”出来的。

他安静地坐在将办公室和保险库隔开的墙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真的非常安静。一股温柔的微风穿过房间，这间角落里的办公室的好处之一就是空气能对流。微风里仍然有一丝凉意，带着草原和湿润土壤的味道。

“才没呢，刺头给我找了辆电动车，我可是坐着回来的。”我得意地说。

当遇到一些强硬的旅客不肯给钱时，“老鼠”就会抖开上衣，亮出插在腰间的明晃晃的匕首，柜台后面两个闷头打牌的大汉也会不失时机地站起身来。

没等武金老师发话，我和倪虹就识趣地解下保险绳，脱下体操鞋，自己“卷铺盖走人”了。

那时候，练功场里经常充斥着我和倪虹的嚎哭声，同学们都很同情我俩，有时也会趁教练不注意时偷偷来按住我俩的脚，我俩可以趁机放松一下手，哪怕缓解两三秒都是极大的帮助。

满桌饭菜，却没有一点胃口，春晚喜气洋洋的歌舞，更衬得我们落寞。守岁时，我边吃饺子边流泪。继母不敢劝我，只是告诉我，男人不要像女人，要有毅力，不要轻易流泪，那样会让人瞧不起：“就算你爸永远不回来，我也会等到你出息的那一天。你学习好，一定能考上大学……”

，增加肉类市场的供应。此外，猪肉替代品生产增势明显。上半年鸡肉产量增长13.5%，水禽增加更快，牛羊肉也有所增加。

这些，都是妹妹事后说给我的，那时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妹妹对我只报喜不报忧。

下课了，我走出教室，冬天，南方的风阴冷而刮面，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冷，心更是暖暖的。

“考试前我还放在桌子上的，就是一转眼就没了。我真找过的，就是找不到。”

看不见对手的笔试成绩，我幻想只差了他们0.1、0.2分，这样的话，面试只要超过他们0.3、0.6分，我就可以起死回生——我不能放弃这微茫的希望！

我和倪虹当即作为“顶尖子”被选入节目，突然就有人管了，我高兴极了，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一下敞亮了。

李建比我早一年毕业，在报社做“编外”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公考，每次都进了面试，前两年他误信了广告，被培训机构骚扰得苦恼不堪。

4月，我和小荷结伴去省城参加笔试。走出考场，她瘫坐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说：“糊了，胡字带米。”我得意地笑：“胡（

下午我特地找到班长，把米线的钱给他，让他去给刺头。我知道，如果我自己去给刺头，他一定不会要。

那时，城里的盐厂、阀门厂、焊条厂、锅炉厂、钻井大队都有自己的剧场，我们的排练场就在东安井的铸钢厂，那里的舞台虽然老旧，但设备还算齐全，还有钢质的横梁，可以安装保险绳。

他先是在班里打了一位同学。我一调查，那名被打的学生并没有招惹他，按刺头的话说，“我是替兄弟出头，我兄弟不过上课回答问题，有点结巴，谁让他下课笑话他，欠揍，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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