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每次有这样的新闻出现，我们“论文交流群”里就会引起一场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而越是讨论，中介与写手们就越是认同自己的“正确性”——至少从小处来讲，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客户也是“为了生活”。

我很快就想起一个月前，我们和某个委托人发生了金钱纠纷，对方报了警，说“有人敲诈勒索，搞假新闻报道”。待民警到达后，叔叔赶忙给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打了个电话，民警很快便离去了。委托人看到这种情况，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按“规矩”给了钱。

“如果可以选择，我应该还是会做一名假记者吧，毕竟来钱太容易了。”今年8月底，大学同学w君坐在我对面，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

那个深冬的午后，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

她说得对，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无论她挣多少钱，至少我从来没有在心里真正承认过她做的事情“有意义”——除了现在。

国栋的骨头架子大，看上去要比同龄的孩子强壮一些，有些腼腆，也不多说话，但是眼珠一直转，时不时还会瞅瞅你。

“我们搞了这么久，还没见有人报警。”小明很快又提高声音说，“即使有人报警也没关系，警察也会忌惮我们的！”

奶奶不明白国栋为啥要从上海回来，更不明白大明叔为啥拼死拼活非要在县城买房——“要是当时不买房，就不会丢那么大的人。”

当时，吴永宁每天都要出外买彩票，“有个发财梦”，但冯福山也能理解孩子的想法，“男孩子嘛，都一样”。冯福山批评过吴永宁，“我说你好好干点儿活，以后娶个老婆，那个东西（

虽然近十年来规模化生猪养殖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但以房前屋后散养为主体的养殖户，其基数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撼动。

阿利成为论文代写中介后，便把他的微信名改成了“论文服务”，还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十分靠谱的头像。他说，做这一行，首先就是要看起来靠谱。

当时，我们村小学卖的冰糕有3种，第一种是1毛钱1根的，大部分学生都吃这个；第二种是2毛钱1根的水果冰糕，吃的人相对比较少；第三种是5毛钱1根的奶油冰糕，冰糕棍做成了一个小熊爪子的形状，这个就更没什么人吃了——5毛钱对农村孩子来说，不是谁都能掏得起的。

令我惊讶的是，她不仅没有鄙视我，反而觉得我十分上进——“那我们可以考虑按揭买房了”。没错，钱有了，婚姻大事是该考虑了，而挡在结婚面前的就是房子。

几天后，舆情平复了下来，官方查实该厂证件齐全，无任何卫生安全问题。但是，客源已经全部丧失了，水厂最后只能关门大吉。

另外，推进规模化也要体谅养殖户的难处，借着环保行动之名，强制逼迫散户退出市场，影响的是千千万万养猪人生计。若再撞上不测影响猪肉供给，那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计了。

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多光彩的兼职，偏偏我这个人守不住秘密，赚了一点小钱后，总希望找人分享。

“是去世的那个人吧？”当法官提到吴永宁这个名字时，张某显然并不陌生。他强调自己并没和吴永宁见过面，最早是另一家公司想推介旗下的小视频程序，“因为我和他们老板比较熟，对方要我介绍一些小演员、网红，给app‘投稿’。然后有一个类似经纪人的人向我推荐了吴永宁。我就让吴永宁去注册账号，如果视频拍得不错的话，app就会给他打赏。”

而其他多个短视频平台都会“重点推介”吴永宁，他的视频点击量也确实相当可观：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吴永宁一共发布了244个动态，最后一个发布的视频有151.5万的浏览量。在视频标题里，吴永宁自己写着“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可在视频里他又强调，说自己是在无任何保护的状态下做所有的动作。

在游戏环节，她的挑战项目是“水上通关”，她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忍不住“哇啊——”大喊一声，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才艺环节中，她马上收起自己刚才的尴尬，深情献唱了一首颇有难度的情歌，随着音阶渐高，舞台上的灯光开始狂热闪动，她的眼睛也放射出闪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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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和叔叔被治安拘留了5天，而我们手上的假“记者证”还差点让我们多待了些日子。还是没有参与打架的老黑看出情况不妙，偷偷求助了一位真正的媒体朋友，经过这位朋友协调，警察才没有继续追究我们冒充记者的事。

为此，国务院2015年出台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大框架，农业部相应地发布了有关全国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多道文件。层层加码下，长江以南和京津地区生猪受到约束限养。[3]

打开电脑，里面有100多段视频，长的、短的，剪辑过的、原始的。我打开最大的那几个文件，是吴永宁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拍摄的。

我曾问律师，是谁拍下的这段视频。律师告诉我，吴永宁在攀爬高楼时通常会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选好地点架在对面的建筑上，这样可以记录下他攀爬的全过程，另一部手机他随身携带，用来自拍——这也解释了他从高楼坠落后为何无人报警，任由尸体第二天才在下面的平台上被人发现。

今年3月初，大明叔走了。村里有个规矩，下葬的时候，会有一个外人扶着死者的儿子，一边走一边劝，“别太伤心，哭坏了身子”之类的。但那天，谁都不愿意去扶国栋，葬礼主事问了好几个人，都被拒绝了。最后，只剩国栋自己一个人哭着走在前面。

[7] 林代炎, 叶美锋, 吴飞龙, & 翁伯琦. (2010). 规模化养猪场粪污循环利用技术集成与模式构建研究.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9(2), 386-391.

等到2009年冬天，国栋的儿子洋洋出生，俊花婶子去了县城看孩子，住在一个屋檐下，婆媳问题一下就出来了。还没出月子，陈莉就跟俊花婶子吵得不可开交了。奶奶说俊花婶子这个人嘴太碎，啥事儿唠叨个没完，但陈莉，就冲她结婚之前把公公婆婆都赶回老家，“这种女的，能好到哪儿去？”

在吴永宁接触攀爬高楼不到一年时间里，他的微信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从事极限运动的好友；他每次进行高空攀爬，也从不系安全带、不戴头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国栋回来之后挺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体力活儿不屑于干，但凡需要点技术含量的又都要文凭。最终还是大明叔托人，在镇上一家轴承厂给他找了份工作。

w君叔叔的公司还在小县城里，现在已基本不做维权了，变成了另一种操作——权力与关系的运作——因为十多年都在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县城里有权势的人，他基本都认识。如今，他一直在充当掮客的身份，更加隐蔽、安全地创收。

“我原本想的是让你上个月去看看他，现在都这个时候了，要不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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