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专门找了个人多的报账窗口排队，觉得人多的话审核人员就不会对材料审核的太细。可能是我表现得有些紧张，排到我的时候，财务审核人员看了看我，问：“这个课题有那么多的成员参与吗？”

坐在我对面的财务稽核人员对视了一下，就没再次问我关于报账的事情了。另一个年长的人，看起来应该是领导，缓缓跟我说道：“孩子，以后做事认真点，谨慎点，别出岔子。我知道，你们研究生为了一纸学历不容易，回去后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我爸总把他那个弟弟当个宝儿似的，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提起二爹没考上大学这事儿，还总说‘志雄是有大能耐的人，就是缺了点运气’。他就是不肯承认，他付出所有心血去供养的弟弟其实就是没用。

经过与行业代表的详细讨论，基金会认为，这笔款项将能够为许多中小企业提供暂时的救济。

“那是很黑的晚上，他留纸条，说下了晚自习在操场等我散步。操场边上有一个停放自行车的小棚子，他在那里忽然站住，问我是不是喜欢他。我点了一下头，他就抱住我，一只手放在我胸部，一只手摸屁股……”然而美好的感觉却在一瞬间被强烈的恐惧代替——小米向她吐露的那个“秘密”，一下像魔爪一样扼住了她的咽喉。窒息的感受使她推开男生，一口气跑回了宿舍。

一周后，李老师给我和新来的师弟各发了一张“科研/报账助理申请表”，要我们按照格式好好填一下，然后交到院里行政专员那里签字盖章。

他知道村里人这些年都说他不孝，但其实并不然：“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母亲待我恩深似海，我想让她自在的过活。”

2018年5月中旬，李老师主持举办了一个“地区研究研讨会”，并邀请了北京和上海多位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都是李老师的同门。忙活了3天，研讨结束后，又有一批经费需要报销，除了经常报销的差旅费，还需要报销场地费、餐饮费、专家讲座费以及专家咨询费等等。

我记得大姐曾说过，她没有孩子，我一直以为这是她第一段婚姻结束的主要原因，听她讲完，我才意识到可能并不是。

韦丽的“努力”不是说说而已。面对工作，她没有怨言，生怕别人说她不勤快，经常主动要求护长委派任务。护士夜班是常态，大部分上了夜班的护士，巴不得立刻回家睡觉休息，但韦丽上完夜班，白天还要跑去参加院内院外的培训。

“当初真该听你们的跟他离婚。卖掉这套房子，我带着孩子在学区房里住着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好了，老威那个挨千刀的，不仅可以离婚了，还可以分走一套房子！我好不心甘啊……”萍嫂子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我俩拿着这些材料去给李老师过目。李老师看后点点头，说张院长在办公室，让我们赶紧去签字。

一天，我主动与她打招呼，半晌，她发来一个问号。踌躇了一阵儿，我从借书说起，对她表示谢意，并说我也有几本书，问她想不想看。她没有接我的话，而是直接报了自己的年龄，说恐怕可以做我阿姨了，我应该去搭讪年轻女人。我赶忙说只是聊天而已，请她别多想。

老康的眼睛对视过来，但我明显感觉不到他的注意力，他眼眶里乱闪的光华，显示着他此刻在思考。过了片刻，他才一字一顿地说：“不仅仅是如此，准确地说，从这个时候开始，韦丽，成了所有人眼里的‘有精神病的人’，无论她自己承不承认。”

称，“ig可惜了，今年状态确实不佳。同时恭喜fpx！总决赛加油！为lpl再拿个冠军吧。”

2007年7月23日，江志雄结婚了。结婚那天，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西装站饭店门口，给来的宾客指路、派烟，笑得春风得意。

韦丽没出声，倒是这男生赶紧说自己有女朋友，他爸妈也附和“孩子年轻，不着急”。没想到老苏头两眼一瞪，儿子一家三口无一敢作声。随后，老苏头转身对韦丽和颜悦色道：“我都打好招呼咯，明天叫人过来医院接你。”

那段时间，我常在朋友圈看到她的文字——或开心、或悲伤、或哭诉，像个孤独的孩童在对着手中的布娃娃喃喃低语。但我也没想太多，因为到了腊月底，我便因工作变动收拾东西离开了绥化。我把带来的几本书留给大姐，请她有空交给她表妹。等收到感谢信息时，我已经回家好些天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替家里人还还黎南松的恩情，挂完电话便马上重新安排了手上的工作，带上相关文件，连夜赶了回去。

“那还能怎么样？就他们家现在这情况，要是不想放弃房子，就只能过户一套到小赵自己名下，可这样一来，小赵的孩子就不能按照‘无房户’上学了。”老爸端着手把壶在家里晃悠着，“昨天老赵就在家里找户口本、结婚证，准备‘假离婚’了。说等到时候政策‘一刀切’，想离婚就来不及了。”

韦丽的事，还有很多疑点，最大的两个：第一，韦丽是怎么从一个疑似抑郁症患者发展成为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第二，老康跟这有什么关联？

那几年刚好大搞计划生育，虽然在此之前，村里人生小孩几乎也都去医院了，但老太太也不难过，她整天摇着蒲扇，说时代在进步，医院技术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自己就该到此为止。

胖子进病房简单问候了一下老太太，老太太拉着胖子的手道了半天的歉：“真难为你了孩子，你那车没啥事吧？我家那些不成器的东西又找你事儿了吗？他们要是敢找你，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去锤死他们！”

2016年3月底，一个男人欠了长条2万块赌债，久拖不还，不敢露面。长条拿着菜刀挟持了男人的父亲和儿子，限男人2个小时内带钱出现，不然就以命抵债。

饭桌上，老苏头有一搭没一搭跟韦丽闲聊，其他人低着头吃饭，一言不发，气氛有点闷。

第二天我去财务处领完报销单后，到李老师办公室询问诸如机票、火车票、住宿发票以及学术会议回执等课题结项栏目里标明的所需票据。李老师看了看我，说，这些事情你可以请教你师姐，以前怎么做的现在照办就是。

甚至她也有过一些疯狂念头。有次她走在铁轨上走，身后震天一声汽笛，而后是“咔嚓”的扳道声，她转头一看，一个巨大的黄红色火车头朝她脚下这条轨道疾驰而来。

我问起她父母的情况，她说母亲在县城安度晚年，而父亲10年前就过世了。她说，每到父亲的祭日，她就想写写和父亲之间的“爱恨情仇”，可是每次提笔，脑海里又全是他躺在病床上，双眼凝望窗外的样子。

翻看她的朋友圈，全是些不知所云的文字。她也没和我寒暄，只是发来几张书架的照片，问我想看什么。书架上多是心理学和教育方面的图书，我细看了一遍，就回复说非常感谢，但不必了。

长大意味着更繁重的学业，更丰富的情感，对所有人和事更清晰的认知。而这种认知不仅是对周遭事物的，也是对自己的——她开始明白几年前这个被她称作二爹的人对她做的一切。

“他给你什么药？”我的职业习惯又开始提醒我，这里可能是关键，所以我再次地打断了她。

李老师头抬也没抬：“那有什么麻烦的，你慢慢报就是了，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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