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房间后，黎南松朝床上的婶婶鞠了个躬，天气炎热，尸体已肿胀变了形，他试了几次，寿衣都穿不上。

“他和一个不爱的女人相伴了一生。母亲也是，一辈子吃苦耐劳也没有得到肯定。他们都活得很孤独。”

至于多出的场地费和车辆使用费，我一个学生难以应对——毕竟我跟酒店和出租车辆公司的人不认识。可是没几天，李老师就找到我，给我了一些票据，说这事她已经搞定了，“找人开个票据小意思”。我看了下票据，跟一开始李老师拟定的报销单金额完全一致。

这么些年来，妻子骂归骂，但家里全靠她操持着，对有问题的婆婆也任劳任怨，几十年来一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家，“换作别人做不到，我能和她过上日子，多好”。

“我爹去年放我们这儿的折子呢？那里面可存了他卖谷子的3000块钱！”她突然冲江志明吼了一声。

她伸手去扳窗框上的那枚执手，谁知“啪嗒”一声，执手掉到了地上。她这才想起来，不久前好几个亲戚来家里吃饭，有人喝了酒去关窗，不小心把窗锁给掰坏了。

2014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杨菊想起前两天遇到的事儿，总觉得隐隐有些奇怪。

“虽然要多花点过户费，但总比不明不白强啊！”排在我后面的大姐解释道，“从去年开始我这心就一直吊着，政策一天不出，这就一天不安心。”

看着我的窘态，老姚出来打圆场：“文州也没多想，房产科说那是评估值，也不一定就是标准价呢，说不定是成本价，这样就不用补那20%了。”

“其他女老师都化妆，只有她什么也不抹，像村姑。班上的女生也化妆。”

那栋红砖砌起来的自建房离市中心很远，偏居城郊。从自家在火车站的商店出发，江菲先要横穿3个站台。站台上总有工作人员举着一面小旗子拦着——火车进站或出站前20分钟，就不许行人通过了。过了站台，往西穿过七八条铁轨，再沿西南方的几条铁轨直走3公里，才能到家。

韦丽没有回答我，反而把头低下，双手用力交握，指间的皮肤扯得绷直。

当时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发短信的价格是每条1毛钱，而孙红卫的伪基站发短信每条只收1分钱，推销广告成本很低，对商户来说，几乎可以算是“白送”。于是，一夜之间，孙红卫在小城就出了名，各行各业的商户、企业都来找他“合作”。孙红卫跟每个商户、企业依旧会认真开具“合作协议”，还会开收据——当然，这些协议和收据，也都成了后来给他定罪的重要证据。

当天晚上，小璐师姐突然联系我，说让我看下支付宝。我打开支付宝一看，发现是小璐师姐给我转了1000块钱，说这是导师给的——从没兑现过的“生活费”，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发过来，真是够缺德的，我不禁骂出了声。

“小时候我读书很笨，他是我的老师，有一次他在班上提问，我不会答，他就很不高兴，当着同学的面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件是有一次吃喜宴，我当时才五六岁，和几个小孩子学说大人的名字，我爸听到后忽然冲过来把我抓住，大声呵斥我，骂我不懂礼貌。可那时根本没有任何人教过我‘礼貌’是什么？为什么别的小孩喊，大人们都在乐，而我做同样的事就会受到责骂呢？”

“有时想收拾东西回家住几天，她也会紧紧盯着我，好像生怕我偷东西。”说到这里的韦丽，瞪着红红的眼睛。

接生婆没有孩子，死的时候也没人喊妈妈，哭丧都是请的人。“我给她擦洗身体时，看着这么一具干瘪的、矮小的、满脸斑点的老人，我就哭过这一次。那一刻发现，原来就这么一具将要腐烂尸体，没有享受过富贵，却见证过很多生命”。

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周末，江菲都被独自锁在家中，这一切除了她和她哥，没人知道。

3年前，公安机关针对伪基站开展严厉打击，并指示我所在的刑警大队一中队牵头侦办此类案件，我才得以接触到流窜在小城里的各类电信诈骗嫌疑人。

黎南松的眼睛一直望着天花板。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又好像知道他在看什么，他就这么一直看着天花板说话。

“小康！”院长关上门，声音小而又急切，“你大好前途，不该管的事，你管它干什么？我们这里，只治病，不断案，你别把自己陷进去了。”

我无言以对：老康的假设无法证实，无法证实和解释的事，就无法评判。

他说自己30年前曾是本市国营工厂的职工，80年代初期端着铁饭碗，因为性格仗义，替人出头去打架，正巧赶上“严打”，被判劳教在监狱里待了2年。出狱后，单位将他开除。无奈之下，他只得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下经商。期间，他学过厨师、开过饭馆、当过倒爷，但不论做什么，一直不温不火，也就是维持温饱。

老爸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咳嗽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这就离了？”

我的辩护意见是：黎南松犯故意伤害的罪名不成立，他不存在致人伤害的故意行为。受害人当场对小孩动手，表明他已逐渐失去理智，一个人就算自行摔倒，爬起时难免会进行情绪的宣泄，何况以被害人当时的情绪，很有可能会迁怒于他人，酿成大祸。

案发的那家人说，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可以出面作证，“我们没叫他砍人的”。

腊八节那天，我决定自己去找她还书，在大姐儿子的引领下来到学校的教师公寓楼下，我发信息请她下楼取书。楼上某个窗口有人影晃动，不久收到回复，让我把书放在楼门口的信箱上就好。我表示有事情想和她当面请教，她的信息回复地非常快，说还是不方便见面。

婚后1年，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辞掉了工地的活儿，去了更远更挣钱的沿海城市打工。两个老人走的时候眼泪汪汪的，说在这儿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老了老了，却要背井离乡了——女儿和外孙现在还租住在地下室里，不攒钱给他们买套房，自己死了都不安心。

回到刑警队，陈文静十分不配合，坐在讯问室的约束椅里一言不发。民警几轮讯问，笔录里一个字都没有，最后只能中队长出马。

“你之后，我没再遇到愿意和我正常交流的人，他们的脑袋里全是那种念头，有些人邀约不成，就翻脸谩骂。我心里憋得难受。那天我去了郊外，忽然很想把自己埋进雪里，想知道那样会不会更冷……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很崩溃，也不怕你笑话了——我脱了衣服躺在雪里，没想到被人发现，还拍了视频。我感到绝望透顶，就想到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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