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了,老李刚出办公室,小王就又嚷嚷起来:“张老师,你做这么多,没用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着吧,过不了几天,刺头绝对又会惹事的,小心到时候事情大得要你哭。”李丽也跟着叨叨:“犯了这么多事,怎么可能都是一时冲动,老李不当班主任许多年了,现在的学生他不了解,我看你还是把刺头开除了吧……”我只能用沉默反击着他们。随后的一段时间,刺头每天真的会提前10分钟做好自己值日工作,然后又赶紧拎起拖把,跑到水槽冲洗拖把,去拖走廊的地。
我摇摇头:“小城火车站就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富平在自家的黑旅馆被取缔后,专心经营招待所,装修一番后升级成宾馆。谁也没再提起过‘老鼠’。只是这件事过去两年后,秦大姐拿着一份《xx法制报》慌慌张张地跑去找过富平。”
没多久,教练武金老师组建了一个4人节目“高空车技”:是由1名男生当“底座”,用一根7至8公分粗的金属杆把一台特制的自行车扛起来,车上还有3名女生,各自在高空上起倒立、摆造型。
见“木墩儿”低头沉思,秦大姐又提出:“你给小武的价格是多少,我们可以适当加价。”说着,秦大姐打开一个巴掌:“我们3个一起,每月不少于3万真金白银的拿货量。”
站前路靠着火车站的那一排店面,产权都归在铁路下面的一家三产公司,只有富平经营的招待所是个例外。
“该罚、该罚!我自罚三杯。”李建嬉皮笑脸喝下3杯啤酒,又凑过来搂我,“亲爱的,你想想入职社区这两年,你遇到了多少伯乐?这说明你是千里马呀!你该‘不待扬鞭自奋蹄’才是,咋还能怪我扬鞭了呢?”
野火饭烧得曲折,但我们吃得更开心。下午两点,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叫班长收拾一下回去了,刺头却忽然叫了一声:“张老师,我兄弟班里也在附近烧野火饭,我过去一下。”
“你就一个劲地宠自己班学生吧,今天他要掀翻食堂,明天还不知道干什么呢!等到他把你班里其他学生都带坏了,你就是真把他退学了,你的班也散了。我要是班主任,他犯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让他拍屁股走人了。”
“说,你到底要不要读书,不想读,就直接说。不要今天这个事情,明天那个事情的,不想读,就干脆点,直接退学。”我阴沉着脸,说着狠话。
2019年3月的一天,李建请我吃饭,说要送给我一个大惊喜。结果,我一再追讨惊喜时,他出示手机,居然是省考报名成功的截屏,他替我选了一个偏远乡镇的镇政府,说报名的人少,好考。
他低着头想了想,最后抬起了头,目光坚定:“我不应该带着同学一起犯错,张老师,如果我下次再带着同学搞事情,你不要跟我打招呼了,直接把我带到学生处,让我爸把我领回家好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洞穴,贯穿了整个街区,中间只立着几根房梁和柱子。暗处放着各种大小的桶,还有成堆的黑色物质。有一张窄长的桌子,铺着钢制的桌面,顶上挂着一排没有点亮的灯,桌旁放着两个用旧的皮箱。这个地下室看起来就像一个矿场,却有外科医生外套上的味道。
我能理解小五,妈妈也无法责怪他。万般无奈之下,妈妈想到了她的大儿子小力。
父亲的病依旧时好时坏,偶尔需要到医院复查。病重时,不方便步行,需要坐车。
正值冬天,北方天黑得早,路又滑,小五不愿意。于是继母向自己的亲儿子承诺,只要他每天接我,我们俩每天就带同样的饭菜——那时,继母看我学习累,每天都给我弄小灶,小五可没少有意见。
短短的一句话后,两年的委屈喷薄而出,妈妈哭得撕心裂肺。我拍着她的背,父亲僵在一旁,嘴里反复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王安平说,之前来求助警方“调查”妻子外遇被拒后,一直不甘心,后来无意中在一间公共厕所的墙上看到一张“复制电话卡,调查婚外情”的广告。电话拨过去,对方要他先打8千元的“设备费”和6千元的“保证金”。
我有两个月没见到她了,中间我只托亲戚给妈妈捎去过1000元钱。推开房门,妈妈正躺在床上输液。只一眼,我和妈妈的眼泪就同时落了下来。妈妈迫不及待打听父亲的消息,告诉我说,等她治好了病,她还回去照顾父亲,“我舍不得你爸,也舍不得你”。
我心生同情,反问她考了多少分,她支吾着不肯说:“姐姐若肯告诉我,你考了多少,我就告诉你我差了多少。”
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声“爸”,父亲却一声不吱,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王安平说,对方叫刘良可,65岁,身份有些特殊——既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岳父”。
我当即批评了他这个“老子”很不恰当,他呵呵笑着,但也就注意了几句话,接着又恢复如前了。
可惜六姨去世得早,后来刘良可续弦,继任妻子对他的3个女儿尚且看不顺眼,对于王安平这个与刘家毫无血缘关系的拖油瓶更是没个好脸,多次劝刘良可把王安平“丢掉”。刘良可虽碍于亡妻的面子并没有将王安平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待见他,平时吃的用的都捡最便宜的买,能不在王安平身上花钱就尽量不花。
霍姆斯扮演着苛刻承包商的角色。当工人们前来索取薪水时,他便斥责他们以次充好,拒绝付钱,即使他们的活儿干得十分漂亮。他要么等他们辞职,要么解雇他们,然后再聘请其他人,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施工进展缓慢,不过耗费的资金比正常建一栋房子少得多。
但小武没货了,他的进货渠道,富平和秦大姐自然不好开口打听。而且因为老板现在主要做“新货”,以前老版假钞的供应量也在大幅减少。
看着父亲坚定的目光,我一边练功参加演出,一边读书学习参加考试,断断续续直到2000年才拿到毕业证。
霍姆斯扮演着苛刻承包商的角色。当工人们前来索取薪水时,他便斥责他们以次充好,拒绝付钱,即使他们的活儿干得十分漂亮。他要么等他们辞职,要么解雇他们,然后再聘请其他人,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施工进展缓慢,不过耗费的资金比正常建一栋房子少得多。
小贩又递来一个弧线造型、金属感十足的银色充电宝:“三星的。你再连这个试试,这个2万毫安,充得更快。”
我常常会想,在本该读书的年龄,他们在练杂技,可杂技也不能演一辈子。当舞台寿命终结时,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首先,米妮和霍姆斯带着她参观了芝加哥。这座城市里的摩天大楼和豪华住宅令她感到震撼,但是这里弥漫的烟尘和黑暗以及一直消散不去的腐烂的垃圾味儿让她十分反感。霍姆斯带着两姐妹去了联合牲口中心,然后一位导游领他们参观了屠宰场的中心地带。导游提醒他们注意脚下,以防在血水中滑倒。
这边说不通,我们又去找了刘欣,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了本人。同事劝她看在与王安平往日的情分上,把钱还了算了。刘欣却说,钱都在父亲手中,他并没有给过自己,但她同意再去找“未婚夫”商量。但没多久,刘欣就告诉我们,美容院老板一听“要钱”二字,便连连摆手,说最近生意周转不过来,没那么多现金,况且这事儿跟他自己也无关。
王安平早已扔掉了手机,技术手段在他身上未能奏效。好在公安局发出了协查通告,不久就有了反馈。
我还是考上了一所省属重点大学,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就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不久,父亲回来了。
秦大姐经营的这家“四季发副食店”有着火车站、汽车站商店的标准外观:方便面、饼干、啤酒、矿泉水、饮料垒成一堆,摆在门面口最显眼的位置;列车时刻表、报纸、《故事会》、《知音》叠得整整齐齐,堆放在装香烟的玻璃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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