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的一天，姜艳跑来派出所求助。她在值班室里哭得很伤心，说自己被精神病儿子打出家门，亟需警察帮助。

我不信他的话，他就是不知物力艰难，图自己轻快而已——就像高中毕业时，母亲磨破了嘴皮子，说家里经济困难，置办东西不容易，让他把宿舍里用的被子、胶鞋带回来，他死也不肯去。

既然夫妻二人要“争夺”话语权，那就肯定有输赢，赢的一方沾沾自喜，输的一方就会去找孩子的茬。

初中毕业后，他决定不去职业学校念了，找了个修电器师傅给人家当小工。空闲的时候，他就坐公交去一家废品回收站淘腾配件，在那上班的一个跛脚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的家当几乎都被哥哥们分完了，只剩下几亩无人关心的农地给他。婚后，他搬到了丈母娘家住，后来慢慢攒了些钱，找了个门面，开电器修理店。

具体来看，与工作相关度最高的专业被医学占据多数。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与口腔医学位居前三，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进入了与专业对应的职业轨道。

值得一提的是，和相亲对象刚坐下来，就被一连串问题“查户口”也经常被吐槽。当然，这里户口问题更多的还是字面意义上的户口。

姜艳开始觉得自己在儿子上大学的事上丢了面子，但等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她又觉得自己找回了一些面子，开始频繁地用刘平先前讽刺自己的话“回敬”他。刘平则把全部的火气都撒在了儿子身上，他动不动就对刘进拳脚相加，骂他“不争气”、“没出息”、“让你爸我抬不起头来”。

大弟不以为意，总想着能跳出农门。过了两年，倒是真来了个机会。

可运转起来，花销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忙装修的日子里，两个人都感觉自己得了健忘症，明明印象里没有花过什么钱，却感觉每天银行卡余额都在归零，连给汽车加油都开始斤斤计较，洗车更是直接省掉，全凭下雨。

几个月的习武，没有让他如愿变得强大，反而在学校变得更加异类。“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后来神经衰弱，整天想睡觉”，上课时他困得不行，干脆在纸上画了只假眼睛贴在眼皮上。几天后，这一招被老师识破，他又用干草秆绷住眼皮，老师一根粉笔丢来，没把他打醒，就走过来拍醒他，要他去黑板那里去答题，“第一次，他说，你的字写的和头发一样是乱糟糟的，第二次呢，说你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老是拿我开涮”。

相亲考虑家庭因素很正常，门当户对依旧是很多人择偶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豆瓣“相亲后的吐槽”小组的70026条帖子中，直接吐槽“家庭”的就出现了12665次，相当于每6个帖子就会提到一次家庭条件。

没想到梁子比我火气更甚：“做生意哪有不担风险的？我不能卖一辈子奶茶，我不去尝试其他方向，不扩大经营规模，怎么做连锁餐饮公司？怎么赚大钱？”

今年年初，他想要把名下的房产做抵押，用700多万完成另一次投资——在武汉市郊一个山上，有个社会福利院，里面有100多个孤儿，舒满胜看中了那个地方。他想用这个场地盖所真正的学校。“我们办学校，从两岁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按他的愿景，他要把原来校舍做整修，铺设5g网络，“那里已经有了操场、寝室，我只需要翻新下，花钱做下广告。”

按理说，她这个年纪的孕妇，应该是面色红润、两腮圆鼓，甚至有了双下巴，可她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凹陷着双腮，四肢纤细，全身上下好像只有肚子比正常人大点。我为她插导尿管，给她翻身时都被她的骨头硌了一下。输液时，她手上的血管也是清晰可见，一下子就扎进了她的静脉。翻看曾春花的病历，发现她怀孕前的体重是120斤，住进县医院的时候是100斤——也就是说，整整一个孕期，她不但没有胖，还瘦了整整20斤。

他也很快从三栖飞行机研制失败中走出，将兴趣点放在另一个新发明上：飞行背包。按照他的设想，这个背包能穿戴在人的身上，这样人可以随时随地飞起来。在试飞的时候，他打算拉一根钢丝绳，达到“限高”的目的——这个保险措施，他声称只是为了克服心理障碍。

他又来问我借钱，虽在意料之中，但我仍然气得没办法：“我没钱借给你，一分也没有！”

当然，单就艺术学，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维度：艺术专业出身的同学们，更具备自由、独立的气质，因此在“稳定”这一指标之外，也倾向接受更流动的工作状态。

姜艳被我问得有些懵，我解释说，平台上暂时没有刘进患病的相关记录，如果确定他有精神疾病，我们会按照《精神病人处置措施》协助她送医，如果不能确定，就先按“一般程序”处置。

第二天，大弟带着母亲从乡下来了我家，母亲说：“看他们两口子这次干劲怪大的，你就借给他，让他先干起来。要是不干了，那花出去的钱，不就白费了吗？”

“离婚”其实很早就被两人挂在嘴边了。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姜涛接到妹妹的电话，说跟刘平过不下去了，要离婚。姜涛急匆匆赶到妹妹家里，了解情况后才得知，两人竟是为了当时刘进作业中的一道初中数学题产生了矛盾。

这很奇怪，从全国范围来看，明明15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4]，但在城市中大龄高知女性在择偶市场却处于不利的地位。

我一下愣住了，怕自己听错，让姜艳又说了一遍，姜艳的语气比第一次更加坚决。

梁子终于被现实击倒了。他母亲说：“不亏钱，不上当，你就不知道钱难挣，不知道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一年的租金是6万？”梁子和大乐面面相觑——那个看起来憨厚老实的凉皮店老板，原来也是坑蒙拐骗的高手。可当时，他们只顾着对比街对面的商铺，根本没想着问两边的店铺邻居，签约时，房东也只是让手下来看了一眼，根本没注意到这档子事儿。

梁子是我发小里唯一的刺头。他胆大、莽撞又自负，和我们这群国企大院里所谓的“好孩子”截然相反。他去大院医院太平间旁的苹果树偷果子；深夜在足球场用红外望远镜偷看观众席上你侬我侬的情侣；骑车去30公里外的晋祠，趁管理员不注意打景区里供游客拍照的骆驼屁股——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魔力，让我们毫无怨言地当他的小跟班。

老板似乎是看出了我们有意接手店铺，在我们离开时，亲自把我们送到店外，语重心长地说：“这一排，一年都是租金10万块，可真再找不下这么便宜的店铺了。”

90年代初，粮食系统是众人向往的好单位，许多人托关系，想方设法想进入其中，人员逐年增多。为了让这么多人有活干、有饭吃，我们局里要求各下属单位搞多种经营，开源增效。

刚刚还兴高采烈的梁子，立刻耷下脸来叹气——我才知道他被骗的事情。

奶茶店每天营业到凌晨2点，和对面的酒吧街同时关门。不少人从酒吧出来，就径直走到奶茶店，点杯茶饮料，坐在店里一边喝一边等汽车来接。

“警官，你都看到了，这像一个儿子该对母亲做的事吗？”一进屋，姜艳就愤怒地向我抱怨。我给她倒了杯水，安慰说：“你儿子可能真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我让你们几个都上学。你上到高中毕业不错了，要是分数差个几十分，我还能让你复习，这差得跟王豁子嘴样，你又不下劲学，整天胡日派，再复习八年也是枉然！”母亲抱怨道。

新婚后，两个人先是争谁父亲的“能量大”——两家老爷子都是正处级退休的，没什么太大差距；后来，又争谁“能力强”——姜艳在单位里算是主要领导，刘平下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两人又是打了个平手；再后来，争的就是“谁教育孩子的方法对”——如今看来，两人算是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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