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到了2008年，有一次，大弟给我打来电话，听声音似乎他心情不错：“咱妈一辈子受苦，手里从来没有过钱，我打算给咱妈专门存一个存折，每月往里面存一定的钱，回去后给她，也让她高兴高兴。”

村子里来了一个歌舞团演出，大弟毛遂自荐说自己会唱歌，经人家考核同意，带着母亲给他置备的崭新缎被、棉衣，跟着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去了。得知消息后，我心怀希望：他若能在这方面闯出一点名堂，哪怕参加喇叭班，能在红白喜事上给人演出，也是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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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上万块扔出去了，大弟毫不在意，一走了之到南方打工去了，完全不像一个36岁的人。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母亲和我善后。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择偶坡度也是有限度的。毕竟一个男研究生也很少会去找小学没毕业的女性，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也很难找到一位男性博士生。

大哥不认账，这笔钱让兄弟两人有了心结。于是多年后，当他们又一次为了开旅馆吵得不可开交，长辈主张兄弟两人各开两年、大哥先做时，舒满胜想了很久，提了一个条件：“这之前的4200，还给我。”

如此，我只好让他去那家私人养鸡场了。没多久，他媳妇也要来城里，在我家，她责怪大弟说：“把家里一扔，拍拍屁股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里外外弄不过来，那老板不是还要一个帮忙的吗？我来一起干好了。”

“家属，我们先告知一下——病人病情这么严重，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可能随时转入icu。再说，你们要求把病人肚子里的孩子引产？这个风险很大你们知道吗？说不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她就会猝死。如果不引产，她还能多享几个月的福。”主任说。

库尔班分析，在这种“快速约会”中，判断是否进行下一步的亲密关系受到直觉驱使，从看到对方第一眼就可以形成判断。因此，可能就算你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倘若对方没有感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合同签了，租金也给了，还能不干吗？你借给我几千块钱，我打井，再买些必须的东西，尽快种上菜，还能赶上早市卖个好价钱。”

我问姜涛之后怎么打算，姜涛说，虽然俗话说“娘舅亲”，但舅舅毕竟不是父母，很多事情他也不好做刘进的主。

曾春花的小女儿因为母亲的营养不良，比一般的婴儿更瘦弱些，只有5斤多点。奶奶用奶瓶喂了她之后，这个孩子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安静地睡着。她的父亲也会在曾春花偶尔清醒时，抱着她走到病床前，让她享受一会儿母爱。

姜涛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就是活受罪。“走到今天这步，也是妹妹一家……”他可能想说“咎由自取”，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

[4] 中国统计年鉴2018. (2019). retrieved 20 september 2019,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

他就站到院子里仰头望着天，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的，就像个望天猴一样，一副拿不到钱就不走的架势：“你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我回去先给人家，不然人家又逼我。”

刘平再婚后，和小媳妇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每次姜涛跟他讲刘进的事情，刘平唯一会做的，就是给姜涛转账，“嘴上说自己生意忙，实际就是想花钱买个清净”。

“合同签了，租金也给了，还能不干吗？你借给我几千块钱，我打井，再买些必须的东西，尽快种上菜，还能赶上早市卖个好价钱。”

姜涛家兄弟姐妹4个，姜艳是老小，她和刘平1983年结婚，2010年离婚，刘进是他们的独子。这对共同生活了27年的夫妻，如今即便离婚了，还仍旧时不时相互找茬。

老太太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趴在主任的办公桌上大哭起来。听丈母娘这么一说，曾春花的丈夫眼里也泛起了泪花。我本想劝劝曾春花的母亲，想了想，算了，让老太太痛快地哭吧，这时说太多的话也没用，我也只能在心里暗暗叹气，十二分地同情这个可怜的曾春花。

一方面，大学中开设的职业规划课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是公认的“水课”；另一方面，在读期间摆正心态，认清自我，同时对就业信息及时跟进和搜寻，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极力反对：“你自己家里十多亩地不种，在这里花高价租地种，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要是上了大学，分到单位，当个一把手，在单位里我不就说一不二了？我就能把兄弟姐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你看我们庄另一个中专生，人家连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好了。你看看你！”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3] 李卿晓. (2018). 大学生相亲: 两代人的困惑与和解 (master's thesis, 浙江大学).

大弟走后的两年，我去局里筹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还算稳定。可到了2003年，我也下岗了，靠打零工为生。

保管员说：“这不都在这儿吗？你在家拉的时候会不会少拉一包？”

还有一些专业，复合两类特点。比如社会工作，就因为对口工作少且可替代性强，长期处于就业“黑榜”的名单上。

难的背后，是大学生们在职业选择上的迷茫。在知乎平台，“大学学什么专业最好”的提问已有3000余个回答，1000多万次浏览。多数回答将各专业与其对应的行业前景连接，但结论不一。

“其实从本心里说，姜艳和刘平两个人都是能人。”姜涛说，妹妹是公司里唯一一位做到主要领导位置的女性，工作能力强，拿到的各类荣誉数不胜数，风评极高；妹夫从小成绩优异，当年辞职下海，从白手起家做到身家不菲。两个人在外人眼里都是“成功者”，但凡有一个人能在家里让一步，生活就不会沦为现在这幅田地，外甥也更不至于如此。

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

我本来对传销是极力排斥，但是经过他们组织内的强大洗脑攻势，我竟然也鬼使神差地相信了。一年后，我们幡然醒悟，出来后，都元气大伤。

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

2014年11月的一天，姜艳跑来派出所求助。她在值班室里哭得很伤心，说自己被精神病儿子打出家门，亟需警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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