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夏，我作为“四川省x城少男少女杂技团”的一员，踏上了出发的列车，先到成都、再到上海、再飞日本。

这其中有因为厌学主动退学的，但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违反校纪校规、被学校“劝退”的——虽说是学生自己犯了错，但校方仍会让其写一份自主退学的申请，内容不外乎是，“对学习不再感兴趣”、“有其他计划与打算”等等，再盖章完事——因为如果真是被学校开除的，这个污点是会跟着档案留存一生，这对学生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会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李建对我说：“现在我们更不应该放弃公考。你想啊，考上了是锦上添花，考不上维持现状也还不错。心里没压力，没准儿就更容易考中呢！”

尽管长辈们都夸我，小小年纪就去日本演出，而我却再也找不到那时的自信了。他们谈论的话题我听不懂，也插不上话，他们听英文歌、用英语对话，而我顶多能说几句简单的日语。我害怕和同龄人交朋友，怕他们问起我读的哪所学校，怕他们喊我当场耍个杂技来看看。没上过中学的自卑，让我很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

李建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果真是无压力才能超常发挥啊！亲爱的你信不信？面试时你进去给评委翻个跟头，都能考上！”

我问他那些面试培训机构哪个能靠谱一点儿，他说：“如果我考了第一名，我一定去省城那种‘包过班’。我师兄学过一个，据说师资不错，确实保证了他顺利过关。虽然学费高达6万6，值啊！”

那是妈妈去世后，我们姐弟几个吃得最畅快的一顿饭。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继母的眼眶潮湿了。因为这顿饭，我们再喊“妈”时，已经很自然了。村里有人善意地开玩笑，说我们“有奶就是娘……”

我当时在县城租住在不足20平米的房子里，刚刚有小孩。两个姐姐和妹妹都让父母去自己家，可是，我们那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有儿子，老人就不会去闺女家，否则会遭人笑话。

“富哥，我老板那边新进了套设备，请了上海的技术员过来调试。应该过不了多久就有新货。”白面汉子举起酒盅，与富平和“老鼠”先后碰了杯，压低声音道，“听说新货能过验钞机。”

她再次用力捶门，然后还捶起了霍姆斯充满微风的办公室和这个保险库之间的那堵墙。

这时，撒上葱花，放两只八角，继续翻炒，肉香就扑鼻而来。大约一刻钟后，继母有条不紊地洗好长长的粉条，然后剁成锅里能放下的长度，放在猪肉上面，最后，撒点盐和花椒，盖上了锅盖。

王安平神情沮丧，坐在那里没再说话。我担心他有思想负担，还劝他说想开点：“爱情这种事情强求不来，大家好聚好散算了，没了爱情还有亲情嘛。”

富平一行3人就着作坊里昏暗的白炽灯，打开旅行袋，里面一捆捆绑得扎扎实实的钞票泛着古怪的光。“木墩儿”不断地低声催促：“赶快验，村上的巡防队不晓得哪里得到了风声，最近查我们厂查得严，等下你们交了钱，我送回厂里，就会派车子把你们连夜拉回市里火车站，你们别在这过夜，不安全。”

1991年底，正值这个南方小城最潮湿阴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单薄的秋衣练功，手指上的冻疮磨破了，黄水涌出来，又痒又痛。这时，从上海传来一个令所有人振奋的消息——次年开春，日本长崎“豪斯登堡”（

我妈知道我争强好胜，不再相劝，却悄悄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回来跟我说：“李建这次若是考上了，你俩就成不了。大仙儿说了，你将来要嫁的人，是‘着装’的。”

偶尔和班里其他同学聊，大家也反映刺头的表现很不错。有几次在办公室里，我故意当着李丽和小王的面，跟老李说着刺头的进步，那一刻我头扬得高高的。

副食店的香烟柜台上放着一个米黄色外壳的小电子钟，旅客如果不走到柜台前是很难辨认出时间的。这个电子钟被秦大姐故意调快了七八分钟，和站前路其他店主聊天时，她不无得意地说：“时间不能调快太多，调多了，旅客走过来一看，火车要到点了，肯定拔腿就跑，顾不上买东西。而大部分旅客会提前二三十分钟到火车站，等他在我店里发现时间紧张了，肯定就赶紧挑好东西，急急忙忙付完钱就去赶车了。”

他其实是有钱还债的。霍姆斯通过药店和其他生意赚了二十万美元，当然其中大部分是靠欺诈赚来的。他一直充满魅力，为人热忱，不过有时这些品质也无法令他的生意伙伴放心。

“情况告诉你了，怎么处理你看着办吧。”挂电话前，律师朋友对我说。

4月，我和小荷结伴去省城参加笔试。走出考场，她瘫坐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说：“糊了，胡字带米。”我得意地笑：“胡（

富平在站前路背后巷子里的老旧筒子楼内租下两层“鸽子屋”，又开了间“旅馆”。客房里几乎没有任何电器设备，唯一的电视机也是富平招待所里早就淘汰的，不是图像颜色失真，就是放不出声音。除了一把椅子，家具就只有一张胡乱铺着肮脏被褥的铁架行军床。因为几乎无人清扫，所以只要轻轻推开房门，一股霉味就会立刻扑面而来。

而具体到任何一个学生是否需要被“劝退”，还是由班主任来定的。

王安平的妻子刘欣，时年28岁，在市里一家商场工作，与王安平结婚4年。几个月前，她向王安平提出离婚。

每天不管多忙，继母都要给二姐和妹妹扎头发，编出各种花样的辫子，还经常给她俩买漂亮衣服，惹来一干小伙伴的羡慕。渐渐地，她俩便成了继母的跟屁虫，天天黏在继母身边。生母去世后，我们几个都是自己洗衣做饭，而继母来之后，我连内裤、袜子都没再洗过，她只让我多花些时间在学习上。

气头上的我，到厨房拿起菜刀就往前冲，想和那个女人拼命。这时，妈妈一把抓住我，把我往后推，自己走到那个女人跟前：“孩子考上大学了，他爸回来看看。等孩子上大学，他自然会回去。”

小贩脸色变了变，转头四顾一圈，又故作强硬地说：“你不要胡说，买不起就别买。我也懒得和你们争，赔我10块钱包装费，我就算了。”

那是个打扮朴素的黝黑汉子，年纪不大，老实外表下涌动着一股狠劲。他直接撕开卷烟，露出里面的杂质，扔到柜台上，凶光毕露的双眼盯得秦大姐有些发慌。

2008年秋天，有人找到刘良可说要给刘欣介绍一门亲事，小伙子34岁，车祸导致一条腿有残疾，但读过技校，一直没结婚，在市里开了一家手机维修铺子，前些年还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

教练要求我和倪虹每次必须在大镜子面前倒立10分钟，大镜子很滑，完全借不上力，不比练习形体的扶把——如果是在扶把跟前，把裤子卷起来，大腿后侧皮肤会接触到扶把，等出点汗，皮肤就和扶把粘在一起，可以省很多力。

嫂子还说，妈妈活着时经常告诉她，以后不要和我们姐弟四个断了来往，如果有一天我去串门，一定要给我做猪肉炖粉条，因为那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

小姑娘踽踽离去，望着她步履沉重的背影，我像是看到了从前那个进了面试欣喜若狂、面试之后又满怀绝望的自己，莫名地有些心疼。但愿她的考公之路比我顺利吧。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个女人知道我家的住址，竟找上门来。我们这才知道，那个女人并没有放父亲走，父亲是偷溜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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