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老康突然看着我，“如果压力一直环绕着一个人，日积月累，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能不能逼疯一个人？而逼疯他的人，犯不犯法？”

饭后，大姐和小妹把几个姨送去车站后，又去考察养老院了。我则拎着给爸打包的饺子，回医院继续照看妈妈。大概是因为上午和几个姨的见面，妈兴奋过度消耗了太多体力，爸说从我们离开她就一直在睡觉。我按时打鼻饲、喂水、倒尿袋、做记录。直到晚上8点半妈才略略清醒，喝了点水就又睡了过去。

没想到，一进家门，就看到赵大爷正跟我老爸喝茶，他见了我，打趣着说：“文州来了啊，以后可别说赵大爷知道政策不告诉你家了，这次我可谁也没说，第一个就告诉你们家了！”

这不是在老一辈中才有的事情。和金智英年纪相仿的女性友人，也经常分享自己第一胎是女儿，所以即将得知第二胎性别时特别紧张；因为第一胎就怀了儿子，在公婆面前可以抬头挺胸走路；得知怀的是男孩之后，也可以尽情地买一些昂贵食品来吃等……大家都以稀松平常的口吻述说着。

小时候，家里最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弟弟，她和姐姐只能享有剩下的食物；上小学时，被邻座男孩欺负，她哭着向老师倾诉，老师却笑着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愈是喜欢的女生就愈会欺负她。”上了中学，常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在学校也不能掉以轻心，也有男老师喜欢对女同学动手动脚，可她们往往都会选择忍气吞声。

蒋贵知道他爸的心思——他常说蒋贵不是块学习的料，迟早会回村里种地，“咱老蒋家以后怎么出人头地？”直到他偶然发现小花很爱和蒋贵聊天，于是便希望借此能和村长家攀上关系。

经济不景气，高物价，恶劣的职场环境……其实人生中的各种苦难，谁都会面临，无关性别，只是许多人不愿承认这点。

“他爹和我爹一样，都是种地的。他爹每天早晨还在村口拾粪呢。”还没等蒋贵开口，和他同村的一个同学就抢先嚷嚷起来。

当然，没告诉他导师的手段，主要还是因为我存了些私心，希望师弟能赶快接手报账事项。我实在不想再这样报账了，我希望能抽出时间学习，准备考博。

黎南松说，以前他们村有一个接生婆，之前大队里的很多小孩都是从她手里出生的，“她是最好的人，对我的影响很大”。

这家在业界有一定规模的公司，虽然主管职位以男性居多，但是整个公司的女性职员还是占大多数。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好，同事都很通情达理，不会过分自私。

中国学校的体测制度最早来源于苏联，那时的体测制度叫做《劳卫制》。1964年，政府将名字改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1975年后又做了修订，将新的标准命名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你服药多久，在服药的过程里，医生有没有给你调整过，比如种类，用量？你是护士，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又问了一句。因为精神类药物的用药是要严格遵循流程的，在服药前，要明确诊断结果，服药初期，也要根据患者的反应，剂量、种类随时做出调整。

一个星期后，5000元的教改课题经费就打到了李老师的公务卡上，一切顺风顺水得让我不敢相信。

那次村干部贿选事件后，长条连同他“背后”的人，一起被上面抓了。关了一段时间被放出来后，长条更嚣张跋扈了，经常四处赌博放贷，打架斗殴，调戏妇女。村民都远远躲着，只有几个臭味相投的人和他厮混在一起。

她最想进食品公司工作，但凡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都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但应聘的43家公司，没有一家和她联系。后来，她又选了18家规模虽小但经营稳定的公司毛遂自荐，没想到这次依旧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

1996年初春，蒋贵从发小嘴里听到了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他妈正在偷偷求媒婆，说合他和吴彩霞的婚事。

回到大院，老康跟老乌已经在抽烟的地方开始吞云吐雾了。老康见到我便借口说有事，溜了。老乌在窗台上把烟按灭，乜我一眼，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微笑，说：“搞清楚了？”

公公吸着烟，不搭话。婆婆则说：“又没生孩子，年轻人嘛，离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一周后，李老师给我和新来的师弟各发了一张“科研/报账助理申请表”，要我们按照格式好好填一下，然后交到院里行政专员那里签字盖章。

大概过了两个月，李老师打电话叫我出来到她公寓楼下小吃街的一家菜馆吃饭。到了菜馆坐下不久，李老师就开口道：“开学时我说了给你开生活费的事，最近比较忙，也没来得及弄，不过你放心，很快就有眉目了。”

胖子进病房简单问候了一下老太太，老太太拉着胖子的手道了半天的歉：“真难为你了孩子，你那车没啥事吧？我家那些不成器的东西又找你事儿了吗？他们要是敢找你，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去锤死他们！”

老乌看向我，眼神掩盖在烟雾里，难以捉摸。我欲再言，老乌就摆摆手，大概是叫我别问了。

两天后，李老师突然打电话过来，让我到她家里去一下。我进门时，看见张院长也在。李老师显得很轻松：“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这个师弟，当时进来时我就不喜欢，心眼太坏。这次估计是出于误解，向学校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学校决定要核查一下报账的事。”

韦丽浑身发抖，表情又开始带着一股淡淡的恨意：“这不就是在侮辱我？婆婆肯定是知道的，但她根本没有指责她的儿子，而是对我说：‘你不要闹，闹出去，多难看。’”

据蒋贵讲，他爸曾是个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高考失败后，辗转回到村里在村小学教书。因为书教得好，乡亲们都非常尊敬他，红白喜事都让他坐头席。只是后来学校停课闹革命，他就不得不回了家，开始种地。两年后，小学复课了，可队长却让自己的小舅子去学校教书，顶了他的名额。蒋贵他爸气不过，准备去公社告状，最后被他爷爷拦住了：“人家是队长，咱只是平头小百姓。你小胳膊能拧得过人家粗大腿么？要是再闹，咱老蒋家以后在村里可能都待不下去。”他爸听了，只得死了心，返家侍弄起农活，对教书育人的事绝口不再提了。

当年他和本村的人在工地上干活，因意外摔断了尾骨。工地的老板是个有钱人，给他们买了保险，赔偿金很快就下来了。可村里那些人却撺掇黎南松的妻子，说保险公司赔了，还能再找施工单位额外赔偿一点，就算黎南松不要，大家也能分一点。黎南松听了就拒绝了，说没有那样的道理，“有些人就是久居鲍市不觉其臭，所以才想占尽世间的便宜”。

某天，学姐环顾整个办公室，发现经理级以上几乎都是男性，找不到女主管的身影。她在公司餐厅里吃午饭时，看到一名挺着大肚子的女同事，便向同事询问这家公司是否提供育婴假。（

“大不了我把钱还给你！”韦丽十分着急，“我都好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郑代贤发自真心地说出这番话，金智英也明白他的意思，但心中还是不免冒出一把无名火。

“唉……”韦丽说到这里，无奈地叹了口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得到这种机会，我必须拼了命地努力。”

我一听是房子的事，顿时头大。我让萍嫂子慢慢说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问题出在了萍嫂子的老公威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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