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都看不起黎南松，遇上什么事要开会，他也是蹲在旁边半天说不上一句话的。就连抽签分田地，也抽不到好水田，到手的尽是长不出好庄稼的旱地。连小孩都不怕他，经常在他面前手舞足蹈，只有在夜里看到他，才会撒腿就跑。

幸运的是，金智英的职场生活还算顺利，也请男友吃了很多顿大餐。她会买包、衣服、皮夹送给男友，有时还会代付出租车费。

这也可以理解，大三大四的学生要开始面对升学或就业压力，锻炼时间减少，体能自然比不上刚上大学的时候。[3]

结婚半年后，小承突然提出要去英国留学。公公跟婆婆都同意了，很快帮小承办好手续。谁都没有问过韦丽的意见，韦丽没有反对，也不敢反对。

我和大姐坐得稍远，她小声对我说：“你大姐夫这也是上了岁数，又经历他爸去世，才这么有耐心啊……”我看看远方，想自己多说也无用，只能静等爸做决定。

到了2018年，油田内部开始流传说以前的“福利房”要全部移交给北城市，再由北城市统一办理房产证，以后这些房子就可以跟商品房一样自由买卖了。但是，老爸老妈不知道从哪得来了一条小道消息，说不管户主的房子是以何种渠道购得的，北城市要求一户人家名下只能有一套油田的“福利房”。

抽烟的时候，老康递了一根“芙蓉王”给我，哂笑着问：“怎么样？”

第二位面试者则用强烈的口吻回答，说这明显是职场性骚扰，会当场叫该名主管注意自己的行为，要是继续不听告诫，就会走法律途径。金智英看见提问的面试官当场眉头一皱。最后一位面试者说出了乍听之下最为标准的答案：

韦丽可能感觉到了我的异样，眼神瞬间恢复了清明，带着歉意对我说：“不好意思，突然想起了一些……”

不过，我2016年下半年进院工作不久后，却发现老康一直在做“菩萨”事儿：

“这是什么政策？爷爷奶奶那套购房手续一应俱全，几十万的房子他总不能直接就收回去吧？”听到老爸的解释，我有些懵了。

虽然只是一句客套话，但李老师似乎很受用，满意地点点头。继而开始介绍她的光辉事迹，又是去上海读博、又是出国留学的，还鼓励我好好干，说以后考博时可以给我推荐一位有名望的导师。

听老康讲到这里，我的心里升起了一个疑问，问：“苏家明明把她赶出去了，为什么他们好像还要‘控制’她？”

“老苏，小承，百忧解，大概这些吧，后面的不知道。”我快速地说了几个词。然后身子前倾，盯着他，放慢语速，“特别是你。”

坐在我对面的财务稽核人员对视了一下，就没再次问我关于报账的事情了。另一个年长的人，看起来应该是领导，缓缓跟我说道：“孩子，以后做事认真点，谨慎点，别出岔子。我知道，你们研究生为了一纸学历不容易，回去后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郑代贤发自真心地说出这番话，金智英也明白他的意思，但心中还是不免冒出一把无名火。

该来的总归是会到来。2014年秋，蒋贵的二妻哥、吴书记被警察以涉嫌贪污、行贿受贿抓走了，吴家的天塌了。可对于蒋贵而言，更可怕的是吴老四人间蒸发了。有知情人说，他这些年赌博输了好几百万，临走前还欠了很多赌债。

二姨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就定居北京了，二姨夫卧床多年，今年刚刚去世。二姨自己身体也很差，连去北京照看孙女都不成，以后若是动不了了，进养老院是必然的事。

像以往一样，我按照报账要求，将所有票据粘贴好后，轻车熟路地去找院长和财务领导签字，再去隔壁盖个章，最后去排队报销。

据蒋贵讲，他爸曾是个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高考失败后，辗转回到村里在村小学教书。因为书教得好，乡亲们都非常尊敬他，红白喜事都让他坐头席。只是后来学校停课闹革命，他就不得不回了家，开始种地。两年后，小学复课了，可队长却让自己的小舅子去学校教书，顶了他的名额。蒋贵他爸气不过，准备去公社告状，最后被他爷爷拦住了：“人家是队长，咱只是平头小百姓。你小胳膊能拧得过人家粗大腿么？要是再闹，咱老蒋家以后在村里可能都待不下去。”他爸听了，只得死了心，返家侍弄起农活，对教书育人的事绝口不再提了。

郑代贤发自真心地说出这番话，金智英也明白他的意思，但心中还是不免冒出一把无名火。

老康每次一踏进大院，便会有十来个病人一窝蜂围上去，七嘴八舌，问着各种问题。老康的业务水平很扎实，往往几句就说得病人“深有感触”，那些治疗多年似乎“看不到希望”的病人，听老康讲话，也会连连点头。

天气转冷，一年一次的大学生体测又来了。对于部分大学生来说，体测就是在渡劫，甚至在体测前一周，就已经开始惴惴不安、脚底发软、如临大敌。

答案是否定的，2017年的《中国学生体质监测发展历程》发布时，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表示，大学生的体质依旧在下降，只不过下降的速度有所减缓。[1]

老康一直在待在值岗医生的位置上，没人敢提把他调回去的事。韦丽不断地进出院，老康看她的目光一次比一次无奈，当初的那腔热血，已渐渐被磨灭。老康不知道，究竟是苏家把她害成这样，还是她自己把自己变成这样，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老康也不知道，自己因此被贬到做值岗医生，到底值不值得。

一周后，李老师给我和新来的师弟各发了一张“科研/报账助理申请表”，要我们按照格式好好填一下，然后交到院里行政专员那里签字盖章。

虽然只是一句客套话，但李老师似乎很受用，满意地点点头。继而开始介绍她的光辉事迹，又是去上海读博、又是出国留学的，还鼓励我好好干，说以后考博时可以给我推荐一位有名望的导师。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韦丽读卫校、学护理。1996年，韦丽毕业，以靠前的成绩，被我们当地一家综合三甲医院聘用。

原本，同期进来的四名同事感情非常好，虽然每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从未有过任何摩擦。但自从两名男同事加入策划组，四人之间就产生了微妙的距离感，本来每天上班都会在线上聊天，这下也突然停止了；经常忙里偷闲一起喝咖啡的下午茶时光、午饭聚会、下班后定期的小酌等这些四人相聚的光景也不复当初；在公司走廊上巧遇彼此，只会尴尬地点头示意便擦肩而过。

黎南松却说：“如果哪天需要对我的一生进行盖棺定论，我想大概没有白活，能力只有这样，却做了一些事。单说这件事，两条人命摆在面前，前后我都不会去多想。”

“就是那天，单位里有人说我偷懒，我跟他们吵架，然后我妈跟我妹就……”她夸张地挥着手，语速奇快。

话虽如此，可就这样放弃快两年的努力，我实在心有不甘。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我一直在纠结，直到4月初，我才下定决心，登录学校教务官网，填写了退学申请。同时，我向阿哲所在的公司提交了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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