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晚宴，我们市有名有姓的“假记者”们都在场，操办宴会的是宣传系统一位退休的副部长老郑。在位时，老郑免不了要和这群人打交道，退休后，老郑却成为这群人的“召集者”——可能有时候，黑和白的分界线就是这么模糊。

两年前的一天，初中同学云青忽然发微信问我：“你还记得当时我们班的许娜吗？她说有点事想找你帮忙，能不能加个微信聊聊？”

长江以南每年产出约占全国四成的猪肉，稳定南方猪肉市场的同时，也排放了接近同比例的粪便量。而南方水网密布，恰恰又是防治养猪业粪便污染的主战线。

“怎么突然间要出海，这不是幺叔干的活吗？”面对我的询问，幺婶却一直不出声，眼睛也没抬起来看我，但是眼周红红的。

这场深夜大瓜信息量很大，但很多关于二人家庭生活的内容目前均无法证实，相信后面还会有新的信息被披露。不过，关于俞渝文中一些人物的资料在网上已经被搜到。

2010年，叔叔的二手雅阁换成了奥迪，手机也升级到了诺基亚n8，我也买了一台雪佛兰。那时，公司的业务早已不再止步于家乡小县城，隔壁几个县我们都在大力开拓。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假记者。

治理有两种主流思路，要么政府主导介入，要么政府引导，养殖户自主治理。在环保问题刻不容缓的号召下，国家采取了前者。

此前我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只能建议老袁先去三中咨询一下，老袁说他早就去问过了，学校说当年的事情太过恶劣，现在也不同意接收。

[4] gov.cn. (201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10/content_5428819.htm [accessed 12 oct. 2019].

“大哥”愣了一下，很不情愿地把信息告诉了我，我在警务通查了一下，果然，也是公安网上挂了号的。我问他跑到我辖区来干什么，他就讪笑着说，“朋友聚会而已”。

几个月后，我在网上看到官方发布的消息是这样给陈杰人定性的——

我先见到了袁谷立。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不太相信，这个和我差不多高、戴着眼镜的腼腆少年，会是个刚刚刑满的抢劫犯。

初中毕业后，许娜只考上了我们当地一所名声很差的高中。高中毕业前夕，许娜父亲去世了，那时云青才知道：许娜父亲只是剧团里一个拉二胡的，一辈子收入微薄，更别说谋得一官半职；许娜的母亲做了半生阔太太的梦，最后却依然住在三教九流聚集的县城南街，只能把梦想全放在女儿身上。

2015年，因收到投诉过多，网站被上级部门要求撤销各省记者站。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湖南省记者站”的牌子没了，“华中记者站”又成立了。我们纷纷以“某某网华中记者站记者”的身份，继续派驻在湖南工作。

在我青春期的记忆里，许娜皮肤黝黑，身材微胖，眼睛却十分闪亮，像一颗在水里闪耀着光泽的黑珍珠。

其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高度重视媒体反映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侵权假冒商品等问题，已经要求上海市工商局约谈平台经营者。并要求上海市和其他相关地方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对媒体反映的以及消费者、商标权利人投诉举报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山寨产品、仿名牌等问题，认真开展调查检查。?

猪肉从饭桌上慢慢消失的日子里，我们不由追忆起那些年抚慰过胃与心灵的平价猪肉。

一天，我正在跟进一个超市标签出错要求索赔的委托，叔叔非要我当即停下手中的活，跟他去办另一件“大事”。

如今幺叔又进了戒毒所，对于长子阿伟来说，家庭的境况就更为艰难了。

随后几天，我便在小明的指导下，按照叔叔接来的几单业务内容，不断在网上发帖，标题多是以“某某乡征地黑幕”“某某部门欺压老百姓”为标签发布出去。帖子发完后，叔叔和老黑都会在第二天开车赶到某单位去“采访”，一般当天就会带着红包满载而归。

2013年7月，袁谷立和郑强缓刑期满，因期间没有再次犯罪，法院最终决定撤销执行为期1年的实刑。按照规定，两人会前来派出所报到，由我给他们建立《重点人口管理档案》——1年前，同案的杨晓云已在建档后远赴深圳打工了。

到了竞选那天，两个女生上台演讲。蔡晓有点害羞，说着说着，就捂嘴笑。蔡晓讲完，轮到许娜上台，她演讲时目光笃定，甚至有点大义凛然的样子。

我又想起，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讨厌幺叔，是在阿伟读二年级的时候，幺叔叫他去邻村的外婆家把幺婶哄回来，那时候他们正在闹离婚，幺婶看到小小年纪就如此懂事听话的阿伟，心一下软了下来，婚最终也没离成。

“怎么突然间要出海，这不是幺叔干的活吗？”面对我的询问，幺婶却一直不出声，眼睛也没抬起来看我，但是眼周红红的。

李村长赶紧帮叔叔点烟，“是是是，领导，我就是本次当选的村长，我给您说呀，说我选举有问题，全是落选之人的诬陷。”说着，就向赵书记使了个眼色。

相比袁谷立，郑强则一直“行踪诡秘”，极少按时来派出所找我。给他打电话，他总说自己忙，我问他忙啥，他就含含糊糊的。

第一次见到国栋那天，我放学刚路过麦场，就被大明叔叫住了。他把国栋拉到我面前说：“这是你国栋哥，刚转学过来，明天你们就是同学了，咱两家离得近，你们可以做伴去学校。”

本以为大明叔会发脾气，可他却温和地安抚起我们来，护着我们一个个慢慢爬下来后，又转身从树上摘了几个桃子放到我们手里，说“快去玩吧”，大家这才都舒了一口气。

治理有两种主流思路，要么政府主导介入，要么政府引导，养殖户自主治理。在环保问题刻不容缓的号召下，国家采取了前者。

没待多久，阿丽就实在忍受不了自己和珠三角城市里同龄孩子的巨大差别，3个月后的一天，很突然地，阿丽在工地上对着自己刚刚装好的新马桶哭了起来，边哭边问阿伟，“哥，什么时候我们家也可以有马桶啊？”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老袁就失望地看了儿子一眼，说等会儿跟我说。

这天下午，小明一直在教我如何利用网络制造舆论。总体来说就是，我们先收集好相关信息，再去网上发帖，随后，用事先注册好的众多账号跟帖造势。待到事件“发酵”得差不多了，叔叔便找到涉事单位或个人，以“记者”的名义介入，要求解决问题。

我害怕极了，迅速关闭了在微信、微博开设的几个维权账号，删除了上面的所有信息。换了电话和居住地。当然，也立刻辞去了记者的工作。

过了好久，阿伟仿佛听出了什么，像是安慰我一般说道：“姐，这里的人都在跨年呢，烟花好漂亮啊，帮我看好我妈，回去也给你放烟花……”

声明：本站登载此文出于互联网,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