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其中也有遗憾，比如一直都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不过她对此也表现得非常洒脱：“让我的高傲配得上我的单身，优秀的女人一辈子都会有向男人说‘不’的勇气！”

2012年前后，我向叔叔辞行，来到长沙。在耗费近10万疏通关系后，正式成为某网站驻湖南记者站的采编人员——虽然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但有了正规媒体的身份，多少还是让我有些安全感。

到了竞选那天，两个女生上台演讲。蔡晓有点害羞，说着说着，就捂嘴笑。蔡晓讲完，轮到许娜上台，她演讲时目光笃定，甚至有点大义凛然的样子。

“看到没，其他人都不能开车进站前广场，就我能。”他指着不远处的轿车，向我炫耀起来。

一天我上网查找兼职的时候，一则招聘广告上标红加粗的“高薪”二字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点进去：“招兼职图书编辑，要求本科学历以上，可在家办公。”我眼睛顿时一亮，添加了招聘信息上的qq号。

从照片的信息里判断，她应该生活在南京一带，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唱比赛和真人秀节目。

2011-2015年的《环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工业、农业和城镇生活三个废水有机污染排放源里，农业源一直占到将近一半，其中畜牧养殖业的污染又占到农业源污染的95%以上。

高二那年寒假，我回村碰到跟国栋一起去上海的俊涛，问他在那边混得怎么样。俊涛却说，“咱也没学历，就是个打工的，卖点力气，攒点钱以后回来开个店算了。”

很快，“新的朋友”来了，id“娜娜”的前后被一串红色高跟鞋、音符、香吻的emoji包围，仿佛公主驾到一般，珠光宝气，前呼后拥，后面还跟着“思密达”3个字。

然而现实并没如此美好。以养猪大省河南为例，小规模养殖户没能力也不屑于从这些粪液里谋取收益，超过60%的养殖户直接向厂外沟渠排放粪污。

非常抱歉到现在才给大家写这封信。最近一段时间， 集团在资金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薪资缓发、社保 缓缴等现象，给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大 家知道?3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欠过员工一分钱，这次是头一 回，实在是对不住大家。对此，我深表歉意！这主要责任 在我。

大学毕业后，云青回县城一家机关单位做了公务员，告诉我说，“有一年过年，许娜也回来了，主动约了我们几个当时经常一起玩的老同学回去看郭老师。我当时还挺感动的，觉得她很有心。没想到，一坐下，她就开始大谈自己的演艺经历，认识多少大牌明星，有多少粉丝，听得我们都很尴尬。

戴方维只是低着头笑，直到有人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倒是和蔡晓那时候长得有点像。”蔡晓忙支吾过去：“你看花眼了吧，别胡说八道。”

我们和老郑的侄子一下车，就有很多民工围上来。老郑的侄子大声说道：“兄弟们，这是我请来的大记者。”

车开到酒店门口，叔叔的电话就响了：“老李啊……305包厢是吧？”

她的业务开始转向抖音。团队先是给她拍摄了大量“上官娜娜”出镜的短视频。视频里，“上官娜娜”坐拥别墅豪车，穿戴皆是名牌，走路拎包、一颦一笑都有人卑躬屈膝地给她跟拍。

尽管需求十分巨大且利润可观，但论文代写终究是灰色产业，说不定哪天国家就会出台政策全面封杀，所以中介们始终保持危机感，并为自己规划了未来，一般有3条出路：

不过一旦政府补足粪污处理设备建设的启动资金，为养殖场户提供理想的技术模式，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大规模养殖户将有可能率先实现盈余，而中小规模养殖户仍将继续倒贴。

。正当迎来转机之时，天有不测风云，今年以来，由于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实体经济经营出现了一 定的困难，我们有几百亿应收账款没能按时回收，一些金 融合作机构的授信资金也因自身原因暂停发放。

另外，推进规模化也要体谅养殖户的难处，借着环保行动之名，强制逼迫散户退出市场，影响的是千千万万养猪人生计。若再撞上不测影响猪肉供给，那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计了。

2010年，叔叔的二手雅阁换成了奥迪，手机也升级到了诺基亚n8，我也买了一台雪佛兰。那时，公司的业务早已不再止步于家乡小县城，隔壁几个县我们都在大力开拓。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假记者。

不到1年时间，叔叔的装备也从诺基亚3100换成时下最流行的诺基亚n73，二手摩托则换成了二手雅阁。原本不修边幅的他，也开始往头发上喷起啫喱水，套着笔直的西服，胳膊下紧紧夹着公文包，走到哪里都是一副处级干部的派头。

“你听她吹牛！”云青在语音里哈哈大笑：“她已经带过3个男朋友回来了，回回都说人家要跟她结婚，满脸的幸福，结果呢？现在连影儿也没有！许娜从来不会说她在外面遇到过的艰辛和心酸，从来都只说她成功光鲜的一面。她是挣了些钱，在县城里给她妈买了套房子，她妈终于从南街搬出来了，扬眉吐气的，但南京那个别墅——就是之前她朋友开派对的别墅——她又把之前那条朋友圈删了，改口说别墅是自己买的。你信吗？她那些话里，三分真七分假吧，但也别拆穿了吧，她也过得不容易，应该受了很多苦……”

我害怕极了，迅速关闭了在微信、微博开设的几个维权账号，删除了上面的所有信息。换了电话和居住地。当然，也立刻辞去了记者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冯福山其实也说过，他说：“年轻人的心，不是我们这一代的心。我们这一代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能把生活过稳定就行了，但是年轻一代想法不像我们，他不要扎实地干、踏实地干，就想要怎么挣钱，挣快钱。想法不同了。”

叔叔收了这位负责人1万块钱，说会帮他去维权，但却一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最后，等当事人终于失了耐心，“认清了现实”，我们就又赚了一笔。

这一撤一设，既遵守了相关部门的规定，又避免了驻站人员变动，某种程度还提升了我们的地位——由驻省记者站变成了大区记者站——这也让我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赵书记把办公室门轻轻关上，引我来到隔壁房间，用过于和蔼的口气和我聊天。在接了一个电话后，又走到我身边说：“记者同志，你们来我们这里真是辛苦了！来，这里有点小意思，您拿着。”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伸到我面前。

“风暴”过后，“论文交流群”又火爆了起来，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单在滚动。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国栋的眼眶有些发红，“我不是不给他治，我问过医生了，他这种情况治愈率很低了，治疗费用再加上后期的开销大概在20万左右。我要是有100万，说什么也要给他治，但是我现在只有十几万，我就是全给他用，也不够呀！再说我还有洋洋，他是我后爹，但洋洋是我亲儿子呀，我不能冒这个险……”

国栋摇摇头说：“不，你其实是看不起我的，村里没几个人看得起我的。”

蔡晓靠家里出钱，在县里开了一家服装店，和我们当地一个富二代谈着恋爱，可富二代却绝口不提结婚。除了她，还有别的女朋友。蔡晓断想断又断不开，浑浑噩噩地享受着那个男人的温柔和欺骗，过一天算一天。

在好几次挑战的过程中，吴永宁也险些出事。冯福山说，事发后他看了儿子所有的视频，时不时都有一些让人揪心的画面。比如在一段短视频里，吴永宁在大楼的边缘行走，突然扭了一下，要是没站稳他会掉下去，但他站住了；另一段视频里，他从一个高处跨越到另一处，落脚时看着像是滑了一下，他似乎不满意，立马试了第二次。

虽然规模户和散户都各自贡献了中国猪肉市场的一半，但由于差异悬殊的粪便废弃率，论起污染来不可同日而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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