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小城的长途汽车站还未搬离火车站对面，公路交通尚不够发达，县镇汽车班次稀少且早早收班，后面崛起的黑车运输当时还只是萌芽状态。所以下面县镇的人要往返家乡，总要在小城先过上一夜。当时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旅馆不多，富平瞄准了商机，又租下楼上两个大平层，打了隔间，做起了招待所生意。

一个月后再上考场，我没有了当初的踌躇满志，但出了考场，感觉又是“胡了”而非“糊了”，因为大部分试题，我还是答得蛮有把握。

路过曾经人气颇旺的搏击区，也没了往日的热闹。那条写着“欢迎泰国泰拳教练来本馆执教”的横幅依旧挂着，却不见有外籍教练模样的人授课，只有零零散散的会员在里面训练——半个月前，这位外籍泰拳教练的到来，让搏击区热闹非凡——我随口问了一个工作人员，说是这位教练有事回家了，前台的公示也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

放下了分数上的担忧，我的心依然吊在喉咙口，越是临近面试越是紧张。有一回我做了个噩梦：拿着准考证奔来跑去，怎么也找不着我的考场入口。大哭着醒来，居然急出满头大汗，我对惊醒的李健说：“我真的担心会出现什么意外。”

李建分析：前三名应该都是像我这样屡战屡败信心锐减的人，专门挑选冷门岗位，丰富的“战斗经验”却让他们考出了高分。

李建对我说：“现在我们更不应该放弃公考。你想啊，考上了是锦上添花，考不上维持现状也还不错。心里没压力，没准儿就更容易考中呢！”

1989年底，每个学员都分到了节目，我被分到了嘉佑教练指导的“转毯”：几个女生把“毯子”放在指尖和脚尖上转起来，毯子类似东北二人转的手帕，但是要更重更大一些。间或再做一些类似倒立、翻跟斗的动作，几个人配合摆造型等。

出校门没走出几十米，手上已被塞了好几张健身房的宣传册。这些销售如出一辙，都是拽着人说不停，死乞白赖地求加微信，嘴上各种优惠活动也是纷至沓来，各说各家的好——“年度最低价只要699，双人报名还可以减100”，“交100顶1000”……

李建说:“你有财运，要干就干大生意！我早替你考虑了，挣小孩子的钱最容易，开个‘婴幼之家'怎么样？学龄前婴幼儿吃穿玩学一站式服务，保证赚钱!”

可是这一年，杂技班从体校新招了两个比我和倪虹的个子更小的学员，杨晓和底座的男生就常常窃窃私语。

富平他爸是铁路老职工，受过工伤，一条腿落下残疾。铁路照顾他，就超编招了他的小儿子和女儿进单位。富平是家中老大，游手好闲惯了，看不上铁路那点薪水，在外面混了几年，没整出名堂，又回到家里，天天埋怨老头子当年不给自己安排“铁饭碗”。老头子没办法，再想把富平安排进铁路也不太现实，于是托人送礼，花了半辈子积蓄，从铁路三产公司买了间店面，给富平做生意。

次年春天，倪虹去了西藏演出，我则分到川内巡回演出队，跟随马戏棚演出。

直到有一次我拿到工资表，赫然看见倪虹被列入了“停薪留职人员”的名单，才知道倪虹“出去闯”了。那一年，团里停薪留职的人员陆续有近40人，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加入了卖保险的行列，有的甚至被骗入传销窝点。

在我告别了演员岗位之后，倪虹先后到过越南、缅甸等地演出，回来小城的时候，就继续外出工作跑场。即使依旧在同一个单位，我与她也鲜少见面。

这主意好啊，可这是痴人说梦。我装作五体投地：“还是你脑瓜活络点子多，你帮我想想，这么大的投入，到哪里融资呢？”

尽管天很热，霍姆斯看起来却又清爽又精神。他穿越火车站时，年轻姑娘的目光像风吹落花瓣一般落在他身上。他走路的姿势充满自信，穿着得体，给人一种富有并事业有成的印象。

2018年7月，阿d说一家连锁的健身房出年卡，价格实惠，我们果断入手。之后我便很少去“力量plus”了，只是偶尔过去与没“转会”的朋友们约练一下。

尘埃落定后，刘姐和林哥请客。酒桌上，人人都喝大了。我们是真心为他们俩高兴，也用他们屡败屡战最终成功“晋级”的经历激励自己，相约下半年再战国考。

“也不一定都是沙子，反正类似这种有点重量又不会在里面摇晃的东西都可以。它能给手机充电，靠的是1节干电池。而真正的电芯，假充电宝肯定是没有的。”

“估计是富平的路子。”一个被大家唤作老柴的店主高深莫测地吐出一串烟圈，“春运的时候，富平的招待所也开始用假的100元换旅客的真钱，有几次和旅客吵起来，还叫了‘老鼠’和老五他们过来平事。他又没来哪个店里收过假钞，肯定是有外面的路子。”

小贩又递来一个弧线造型、金属感十足的银色充电宝：“三星的。你再连这个试试，这个2万毫安，充得更快。”

小梦在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了省防疫站工作，既是业务骨干又是负责人；团长的儿子毕业后自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但小武没货了，他的进货渠道，富平和秦大姐自然不好开口打听。而且因为老板现在主要做“新货”，以前老版假钞的供应量也在大幅减少。

那边器材依旧不够用，损坏的依旧坏着，楼下的游泳池跟下饺子一样，人满为患。这实在是对不起那个黄金地段，但却挺对得起年卡价位的，只是可怜那些一开始付了高会费的会员。

秦大姐会提前按假钞的新旧分好类，把每一张假钞都剪去了一个小角。旅客挑好商品后，递来一张百元面额的钞票。秦大姐接过，弯腰装作找零钱，这时候迅速把这张钞票和自己准备好的假钞调包，然后把假钞还给旅客，故作为难地说：“老板，你这张缺了一个角，换一张咯，你等下自己找找是不是角掉包里了，粘起来还能用。”

我妈欣喜若狂：“这工作多体面！虽说没有编制，但同工同酬待遇不差，你以后就别再考公务员了！”

梦想成真啊，大家纷纷祝贺她离成功又近了一步。我替她高兴的同时又有点嫉妒——怎么就没人帮我“铲除”前面的对手？

在去恩格尔伍德的列车上，他看起来气色很好，心平气和，仿佛刚刚骑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自行车。

2015年7月，我从东北一所师范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回到老家所在的“十八线小城”。我也很想奔向远方，但我爸在我高三时因肝癌离世，我不忍把妈妈一个人扔在老家。

他利用市里的电话簿找到了一家锅炉公司，请求和一位有经验的人见面。他自我介绍为华纳玻璃加工公司的创建者。

这是他最渴望的时刻。这可以为他带来似乎长达几小时的性释放，即便在事实上，里面的尖叫和恳求声很快就消逝了。

就这样混迹了将近1个月，我们赶在春运的时候乘火车回家。我们把行李移到车厢连接处，各人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从长沙一路回到成都。也许，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景色，愈发容易引发思考。就在那段旅程中，大家第一次聊到了转行，聊到了这样的人生是否是我们想要的。

声明：本站登载此文出于互联网,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