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周末早上，母亲杨菊前脚锁好门走了，江诚后脚就翻窗走了。江菲一个人在家，只能对着墙打乒乓球，翻着看了几百遍的漫画书。后来干什么都没劲，就拉了条椅子趴在客厅的窗户边，一直盯着窗外那条铁轨，期待下一秒母亲就提着饭盒出现在那儿。

看着赵大爷一脸不可说的表情，我内心也开始动摇了——如果说北城市要回收这些房子，我是不会相信的。这些散落在各个小区里的房子既不能统一拆迁卖地，也不好再次出售；但要是说让我们自己花钱买产权，这我是相信的，毕竟这些“福利房”没有任何产权证明。

过了一会儿，她缓和了语气：“现在都是这样报账的，你别有压力，没人会理这些小账目。再说，我要说某个人是课题组成员，或者某项开支是科研开支，那它就是。谁还会为了几百块钱车票专门去调查某个学生是不是课题组成员吗？”

“这种事情，我也是道听途说，不一定是真的。”师姐见我没说话，又加了一句。

我记得加油站大姐曾告诉过我，她在家里排行最小，全家人都很宠爱她，可是她却说——“看起来我是最幸福的，其实，我是最不受重视的那个。哥哥姐姐比我大太多，从来不带我。我爸教书，我妈务农，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他们只是教会我穿衣吃饭，然后就丢在一边放任不管。他们觉得，我只要没灾没病不闹不哭就是好的……”

韦丽没有回答我，反而把头低下，双手用力交握，指间的皮肤扯得绷直。

虽然只是一句客套话，但李老师似乎很受用，满意地点点头。继而开始介绍她的光辉事迹，又是去上海读博、又是出国留学的，还鼓励我好好干，说以后考博时可以给我推荐一位有名望的导师。

第二天的“放大院”，“纺锤”一直在老康身旁转悠，想跟他搭话，但老康就是不搭理她。老康不断回答别人的问题，语速越来越快，额头少见地挂满汗珠。忽然，他一探手，把站在旁边的我往前猛地一拽，指着我跟“纺锤”说：“呐，这个是心理治疗师，你有什么跟他说。”

江志明没说话，只是跟在妻子后头往主卧走——这些年夫妻俩辛苦攒下的一丁点积蓄和值点钱的东西都放在那间屋子里了。

“既然啥都没丢，这事儿就算了。你也别去跟家里人讲，他以后还得做人呢。”江志明的语气带了几分恳求。

伪基站是可以强行向信号覆盖区内的手机用户发送垃圾短信的电子设备，也是现行市面上几乎所有垃圾短信的源头。多年来，它在我所在的城市一直异常猖獗。只要拿着手机，所有人都难逃伪基站的“魔爪”。有人因此发家致富，更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怎么是个小姑娘啊，那些老护士……嗯？”老苏头见又有人进来，想再显显威风。可他眉头一抬，看了韦丽两眼，语气忽然急转直下和蔼起来：“啊……新来的吧！来来来，不急。”

“不对。”我在这里打断了老康，“还没有证据说，百忧解会让人产生依赖性。”

陈文静出生在长江以南的某县辖村中，那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却多年背着个“诈骗县”的恶名。陈文静所在的村子，更是以组织电信诈骗闻名。他们开始以ps艳照敲诈勒索起家，后期“升级”为直接实施电信诈骗犯罪——这类犯罪的成员普遍都是家族式的，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不少人因电信诈骗发了大财，几十万人的小县，房价竟也高达每平米2万多，可见电诈犯罪在那里曾经有多么猖獗。

公公吸着烟，不搭话。婆婆则说：“又没生孩子，年轻人嘛，离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韦丽可能感觉到了我的异样，眼神瞬间恢复了清明，带着歉意对我说：“不好意思，突然想起了一些……”

“好，这就很好了。你师兄大学刚毕业就来读研了，傻不拉几的，上不了台面。很多事情交给他去做还不如我自己去做——你做事还靠谱吧？”李老师停下来，看着我。

“你要明白，做学术虽然跟做生意不一样，但基本道理还是相通的。老师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们师生是利益共同体，你拿学位，我拿工资，各取所需。对了，你以前每个月工资多少？”李老师又问。

看着眼前被生活打击得已毫无生气的萍嫂子，我知道再多的劝解都无济于事，说什么“及时止损”她也不可能听进去。等她发泄完了，我如实告诉了她我家的情况，在听到上周我们家就已经把爷爷奶奶的那套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之后，萍嫂子像是被放了气的气球，瘫在椅子里半天没有动静。

那天在回学校的路上，我想了想，既然是师姐说的这样，那报假账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好好读研、毕业、考博才是我的头等大事。

2007年7月23日，江志雄结婚了。结婚那天，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西装站饭店门口，给来的宾客指路、派烟，笑得春风得意。

落地的时候，客厅里的男人被吓了一大跳，转身看到江诚，登时僵在原地不敢动了。

“也是，你看我的导师，也有几次这么报的，虚开发票。”李东说。

听到大姐的答复，我放心了。这年头，只要“房改”政策不真的落实下来，啥样的谣言都能出来。

生意一忙，夫妻俩就更顾不上孩子了。平时还好，兄妹俩上学有学校管着，但周末有整整两天的空白时间，难保不出什么意外。江志明和杨菊思来想去，做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决定：周末把兄妹俩反锁在家里，中午让他们自己随便弄点吃的，晚上杨菊给他们送饭菜回去。

2016年4月，我在看守所会见了黎南松。以前会面，都是当事人紧张，这次却轮到我了。

老苏头这次没挺过去。出殡那天，韦丽被小承的妈妈安排在队伍后面的车上。韦丽眼睛通红，但却不敢让眼泪掉下来。

翻看她的朋友圈，全是些不知所云的文字。她也没和我寒暄，只是发来几张书架的照片，问我想看什么。书架上多是心理学和教育方面的图书，我细看了一遍，就回复说非常感谢，但不必了。

我很想把这些弄清楚，于我也算多了点案例经验，决定亲自去找老康。

我送他回家的路上，他跟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自己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进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却一步也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他想去殡仪馆看看，“想看看那些专业的人是怎么做事的，我只会像缝衣服一样缝那些残缺的尸体，没技术的”。

有时候江菲自己都说不清，是当年被猥亵更痛苦，还是性意识觉醒后对此事的羞耻感更糟糕。她开始失眠，整宿盯着天花板发呆。即使她很清楚自己只是受害者，但这种事并非是划条线、告诉自己没错，就能完全把这一切从自己身上剥下来的。

当天晚上，小璐师姐突然联系我，说让我看下支付宝。我打开支付宝一看，发现是小璐师姐给我转了1000块钱，说这是导师给的——从没兑现过的“生活费”，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发过来，真是够缺德的，我不禁骂出了声。

在此之前，油田职工住的房子都是由油田自己建造、自己管理。油田职工可以按照工龄、职称等因素“综合评分”，根据分数高低进行“分房”。由于这些房子售价极为低廉，所以一直被称为油田“福利房”。“福利房”虽然住着便宜，但却不允许职工自行买卖。一户人家如果想从小的“福利房”搬到大的“福利房”里，小的那套就必须交还单位，再由单位重新分配。

“我骑着电车发送诈骗短信，如果有人上当，点了虚假链接，表叔就会从后台转走他们卡里的钱。如果卡里的钱少于3000元，钱就全部归表叔，毕竟网站维护，雇人去‘水车’（嫌疑人的虚假涉案账户）取钱这些也是要成本的……但如果多于3000元，多的部分，我和表叔六四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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