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老太太只是想演演戏，并没有真的结结实实地撞上去。看到老太太自己坐了起来，刚才还在发呆的两兄弟接着又动手打了起来，叫嚷着是对方害了妈妈。

第二天下午，我陪师弟一块去了李老师办公室。说明来意后，李老师对师弟的道歉表现得很宽容，当场就把师弟拉回到了硕士生的qq群里，并说了一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类的话。师弟也当场表示，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杨菊又凑近辨认半天，才隐约想起眼前这个人来：“……张老师是吧？您看我这记性，天天忙生意忙得昏了头，实在不好意思，一时没想起您来。”

我知道后心里七上八下，生怕捅出以前报账的事情来。我在宿舍不住地抱怨，却不知道是该怪这个师弟“不懂事”，还是怪自己当时报账时选择了屈从导师。

）都看不上他了，没钱，没工作，满口大话。直到30多岁，他还是个需要时常靠大哥大姐资助、一事无成的光棍。”

她说：“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栋梁之才，但我希望，他们离开校园后，能以更为良好的状态存在。我现在教音乐，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和学生做交流，进行心理疏导。我知道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孩子，我要成为他们的朋友。”

可有天，接生婆却哭着来找黎南松，说自己70来岁了，老得连眼泪都没多少了，却还是想哭。因为她发现，镇上医院的某个棚子里全是些“流掉的”小孩，她觉得白瞎了医院那么好的技术，看病的没几个，一车一车的产妇往里送，一堆一堆的小孩往外扔。

她那天还给我絮叨说，早几年前，黎南松便救过一个老人。那时候，村里有个老人突然病倒在床上，老人只有一个儿子，年轻时就死在外面。老人倒下后，屎尿都流在床上，过路的人都掩着鼻子说这个人要死了。也有人憋着气进去了，也不过是看看他死了没有，“死了就让背尸佬给收了”。

师弟显得很高兴，因为李老师说，填好这个，每月会给他发放一笔“科研助理费”。我看着师弟，没好意思跟他说导师许诺给我“生活费”，一年多从来就没见过影子。

廖老板对老孙说：“你把设备放在车上，辛苦些，开着车发送，一天下来发个五六万条没问题，按一条短信5分钱，一天下来广告费也相当可观了。”

内容的用户，通过支付每月订阅费，来获得iphone硬件的升级服务。这一模式可能打破苹果传统的单靠销售iphone硬件推动销售，并将苹果的营收增长逐渐转向软件推动。

“放屁！我房子花几十万买的，怎么到他那就不认了？还标准价！哪的标准？谁的标准！”一直坐在旁边的同事小美突然跳起来叫道。

整整两个小时，杨菊把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翻了出来，铺在主卧的地上。细细核对后，结果却让夫妻俩十分意外：东西都在，什么都没丢。

挂了电话，我只好在各个群里询问同学们有没有出差、回家以及住宿的票据，活像一个在街头卖狗皮膏药的人四处贴小广告。但我等了两天，凑到的票据总额还不到4000块钱，加上李老师实际的开销发票，总共才6000多块钱。

“也怪我，忘了告诉你，我们都没有去签字，一听说你去了，小美就急了。”老姚一边点烟一边说，“20多万套房子，现在只登记了两万套，还说年底要办完，哪里那么容易啊。我们都在等政策，再决定是放弃还是花钱买产权，再不济，还有离婚这条路可走不是？”

“他们都有理，就我最倒霉，你说有我啥事？还被巴拉一脸血。”胖子坐在地上，无奈地抽着烟。看着胖子脖子上被抓出来的血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碍着情面，老爸答应下来不再插手大哥买房的事。可就在这个时候，赵大爷一家突然又不要那套学区房了，不仅如此，他家还迅速买下一套学区之外的“福利房”。虽然那套房子价格比学区房便宜一半，面积也稍大点，但考虑到日后孩子入托上学的问题，确实不能说是一套好房子。我老爸百思不得其解，但由于不是自家的事，也不好继续打听下去，这个谜团直到我结婚后才解开。

到2014年，孙红卫已经购买了4台伪基站设备，银行账户余额也到了7位数。

江志明是家里的老大，比大妹江志春早1年出生，比弟弟江志雄大5岁。早年家里穷得吃不饱肚子，江志明和大妹没读几年书就辍学了，帮着父母下地耕田，踩上板凳给全家煮饭，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

陈文静的反侦查意识极强，在购买了电动车后，她利用自己在电子厂工作的经验，买了一套工具和附加电瓶，将使用交流电的伪基站设备直接改装成使用电动车电瓶供电，还将设备开关连接在电动车转向灯开关上，一旦情况不对，可以随时关闭设备以逃避侦查。而这台设备还可以随意更改手机用户接收到的短信号码，陈文静又将诈骗短信号码设置成银行的客服电话。

她去医院做体检，看见是男医生便逃了。后来又在网上咨询心理医生，得到的诊断是“社交障碍”，交谈是按小时收费的，花了不少钱也没有找到“毒源”，她便放弃了。

我心虚地点点头。财务人员半信半疑，说让我打电话给导师，她要核实一下。

我告诉她钱有人付过了，她只管签字就行。女人这才露出一排沾着菜叶和瓜子渣的牙齿，问是谁这么大方，“要不就让他在里面待着吧，把钱给我就行，就当他在打工了”。

江菲捂着眼站在窗边，热浪从地面扑上来，蛇一样往脑子里钻，嗡嗡的。不知过了多久，隔壁楼梯间忽然传来闷闷的“啪”的落地声，她才松开手指，沉沉吁了口气，“我都被你吓死了！”江菲冲着防盗门大喊。

仔细翻看她的朋友圈，依然全是文字，但和过去已非常不同了——文字内容不再全是“碎碎念”，而是加入了生活记录，字里行间也不再全是浓浓的阴郁。

黎南松却挥了挥手：“你快莫要这么说，我只是在做分内事。我是同情她们，命运无常，死了的难过，活着的也不易。”

此时“收大院”的铃声响起。病人们聚在一起准备回去。老康急忙从人群里钻了出去， “纺锤”看着老康的背影，举手欲呼，但值岗的护士催促着她赶紧去排队，她也只好服从。

村里人开始对江志雄寄予厚望，作为大哥，江志明更是如此。从十几岁打工挣钱开始一直到结婚后，江志明几乎把所有攒下的钱都拿去资助弟弟了。尽管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江志明却觉得很值——自家里即将出一个大学生了，80年代的大学生，多宝贵多光宗耀祖啊。

江菲逐渐意识到，这几年自己的难过，不过是漫长而毫无意义的自我戕害，对那个儿女双全、志得意满的江志雄并没有任何影响。她觉得灰心。偶尔跟父亲吵架时，她也想过说出这件事来作为回击，但冲动只是一瞬间，这种念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她可以想象父亲知道了这事会是怎样惨烈的后果，这会撕碎眼下虚假的太平，会彻底压垮父亲，会让全家陷入超出他们认知的绝境。

“这得是多大的事儿啊，兄弟俩能闹成这样？”旁边排队的大叔忍不住出声问。

“他们都有理，就我最倒霉，你说有我啥事？还被巴拉一脸血。”胖子坐在地上，无奈地抽着烟。看着胖子脖子上被抓出来的血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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