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初，他惯常地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开始还以为是新的派单通知——中介之前就经常更换号码和他联络，但还没等他的第一声“喂”说出口，那边就急促地说：“出事了，勿再联系。”随后，电话就被立刻挂断了，只剩下听筒里空荡荡的忙音。

盒子散着一阵受潮的霉味，呛得人头晕。我打开来，里面满满都是烟，各种牌子，胡乱皱在一起。

过了一阵，他们的西红柿上市，然而市场同类菜品能压塌了街。弟媳天天冒着暑热去菜场卖菜，两毛钱一斤也卖不掉几个。她愁容满面对我说：“这真难卖。”我无可奈何：“说的你们又不听，现在知道难卖了？”

这活儿不算累，只是卸货时，要货主自己把卸下来红薯干一包一包地倒在仓库里。几次以后，我发现大弟居然从家里带两个人来给他“倒包”。我知道了很生气：“也不知你一趟能赚几个钱，居然还雇两个工人，又不是让你从车上（

他说他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就把那张用来“工作”的手机卡拔出来剪掉了，考虑到电脑也会有危险，直接把电脑沉到了郊外的水塘里。那几天他甚至一度不敢回自己租的小出租屋，也不敢用身份证，在几个同学家东躲西藏了一阵。直到过了一个月，才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大体是说中介在研究生考试的英语科里做了一波大的代考，惊动了警方，还抓了几个人，但他是属于做“海外业务”的，因此没有查到他那边去。

也就是同时，我们科又收治了一个名叫金明明的危重孕妇，是托关系住进了我们科的——因为市里所有的妇产科都不收了。

第二天，大弟带着母亲从乡下来了我家，母亲说：“看他们两口子这次干劲怪大的，你就借给他，让他先干起来。要是不干了，那花出去的钱，不就白费了吗？”

老袁自从缺了老郑这个搭档，便没了摆摊的欲望。但他依旧是大院里独一档的执烟“话事人”。烟从哪儿来的，答案显而易见。

这些病人，大部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不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刺激就做出些出格的事来。出于安全考虑，只要他们不捣乱，慢慢地，医院对抽烟这件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年资老的护士都说：“又不是喝酒发酒疯，只要不是大张旗鼓地抽，就这样吧。”

王小川表示，升级到ios 13之后相机不能用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并且还有两个现象：一个是电筒不能用了，一个是面部识别坏了的才有这现象。

母亲又找到我，让我想办法让大弟来我鸡场里当饲养员：“都三十出头的人了，还是不成款（

“杜儿，怎么了？”22岁的小杜3个月前毕业考到我们科，跟着王芳一起上夜班。

没成想，老郑看起来气定神闲，其实是个臭棋篓子，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小文杀得丢盔弃甲，就只剩一个将两个士，外加一马一炮，苦苦支撑。

我慌忙过来帮着保管员数签，数来数去，真是少一个。保管员提醒我们再往旁边找一找。大弟东找找西看看，又蹲下四处瞅，最后俯趴在地上，从磅秤下面掏出来一个竹签，微笑着交给保管员：“哦，原来是蹦到这磅称底下了。”

要论生活，大体也不成问题，毕竟他同时接着几份英语家教的工作，每月也有几千元进账。最大的困难在于住宿——因为毕业，原先的学校寝室肯定没办法再住下去了。

“一般从拿到卷子的时候，基本上谁是真考试的，谁是替考就能分辨个八九不离十了。真的考生就算心理素质再好，准备得再充分，那种气质上的紧绷感，都跟替考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卖了两年多豆芽，1999年，夫妻俩便扔下五六千块的大缸和设备，说什么也不愿干了。

村子里来了一个歌舞团演出，大弟毛遂自荐说自己会唱歌，经人家考核同意，带着母亲给他置备的崭新缎被、棉衣，跟着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去了。得知消息后，我心怀希望：他若能在这方面闯出一点名堂，哪怕参加喇叭班，能在红白喜事上给人演出，也是一条出路。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为了曾春花，我找院办沟通了好几次。以至于后来，我在开院周会时，经常被别的科室的护士长开玩笑，说我们科是“全能科室”，不光治疗病人，还救助家属，管他们吃喝拉撒。

一次他来，我提醒：“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我和你姐夫从上班到现在就攒了这点钱。留着做家具用的，叫你一下子就花光了。”

上次被李护长率人抓了现行以后，老郑、老袁并未金盆洗手，而是更加谨慎行事。

弟弟拿着我的钱，搭了一个简易大棚，种了点西红柿、辣椒、豆角之类的大路货。租的地还没利用一半，剩下的就白白闲置长荒草。

那时仓库记录包数的方法还很原始——“发签”。每到卸货时，保管员就把一些竹签交给货主，每卸一包，货主递一只竹签给卸货的人，卸货人接过来把签交给保管员，或者丢到保管员身边。最后，数竹签的数量，来计算总包数。

“那你先快吃吧！一会儿孩子醒了。”我怕打扰老人吃饭，连忙走开。

王辉看了看岳父：“俺没有意见，都听岳父的，一切都由他老人家做主。”

我和主任查完房，把曾春花的家属叫到了办公室，向他们交待了一下病人的病情以及后续的治疗。来办公室的是曾春花的丈夫和她的母亲，从他们口中得知，曾春花怀孕期间没有做过正常的孕检——他们觉得女人怀孕生孩子是最平常的事，这一胎也会像前两胎一样，到日子剖出来就行了，根本没有想到再去医院检查。所以7个月的时间里，曾春花只做过两次彩超。

声音从凉亭那儿传过来，我跟老乌、还有值岗的护士们赶紧跑过去。

而且，即使万一“枪手”暴露了身份，往往也并不意味着满盘皆输——因为“枪手”还备有最后的“杀手锏”——行贿考官。

嚯！那俩老小子肯定有事。老乌是恨我没有提醒他主任来了，吊我胃口来报复。

老乌把烟头掐灭，转身走到柜子前面，拿出一个纸盒放在我面前：“自己看吧。”

2010年前后，正是本科赴美留学刚刚掀起热潮的时候。对于期望申请美本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单单一张托福成绩单就显得有些单薄了，如果能加上一个优秀的sat考试（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可事后他兴奋又神秘地告诉我，那个竹签是他趁人不注意，卸货前故意塞一个在磅秤下面的，这样能多算一包玉米。我瞪他一眼——但也不能拉他去把多拿到的钱还了惹一身麻烦，只能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下次不能再犯。

我见过金明明在入院须知上的家属签字，猜这人应该是她的丈夫王辉。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小眼睛，单眼皮，看穿衣打扮应该是一个憨厚的农村人。他有个习惯，一说话先不好意思地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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