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姨一拍腿,“穷不要紧,人家不挑穷富,能容下这个男孩就行。你帮我问问吧,行就见一面。”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如果可以选择,我应该还是会做一名假记者吧,毕竟来钱太容易了。”今年8月底,大学同学w君坐在我对面,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
奶奶总说,有的孩子来到世上是来报恩的,有的孩子来到世上就是来讨债的。
几个月后,我在网上看到官方发布的消息是这样给陈杰人定性的——
平台上写着“禁止攀爬”4个大字,吴永宁和那两个人不可能没看到。
忽然,她站起来豪气万丈地喊道:“同学们来干一杯!杯里的酒都不许剩!”那语气仿佛是押上了自己所有的赌注,大家纷纷起立,云青举起手机走到桌前:“来来,看我这边,茄——”
“看到没,其他人都不能开车进站前广场,就我能。”他指着不远处的轿车,向我炫耀起来。
推行规模化、现代化并非易事,行业内现今每个环节上,都是竞争激烈或已有龙头企业占据,任何想要打通上下一个环节的努力,少说也要花上三五年。
我连忙给小明和老黑递烟,小明就揽过我的肩:“跟着你叔叔干没错!我们现在业务越来越好了。”
事实上,公司始终在积极努力,希望尽快解决这些结 构性问题,而且进展比较顺利。因担心媒体炒作,所以此 前公司没有正式公开说明这些情况。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那次竞选前,班主任郭老师原来指定的临时文艺委员是同学们公认的“班花”蔡晓。蔡晓个子修长、皮肤白皙,说起话来也是温柔甜美的样子,许娜这一报名,大家都在背后窃窃私语:不是公然挑事么?她何必不自量力、选不上让自己难堪呢?
当天回到家,我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数了数,整1000块。再往后,每周我都会参与多次这样的“采访”,等到年底我专门算了一下,光我自己的红包收入就有3万多,几个大单还另有分红——半年进账超过5万块,这在我们县里面,的确算是高收入了。
采访吴永宁继父的时候,他的母亲一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下面是一个南方常用的电热器。她很怕冷,屋外风刮着,她用羽绒服把自己裹紧,又把帽子戴上。桌子上有两瓶药,一些柑橘和核桃。房间里也没什么多余的摆设,只是白墙上贴着一张吴永宁的照片,很显眼。吴永宁有着一张酷似母亲的面庞,很俊秀。
中间有一次冯福山回家,借用了吴永宁的手机,看到了吴永宁微信的前几张图就是他在爬高楼。此前冯福山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他吃惊地问:“你爬得高高的,这是在干什么?”吴永宁回答他,那不是真的,是电脑合成的。
又过了几天,几个本家长辈找到国栋,轮番跟他谈话,希望他能带大明叔去看病,钱不够各家都可以帮衬着点,国栋死活不同意,最后撂下一句:“要治你们带他去治,我是不管,一分钱不出。”把那几个本家叔叔气得够呛,有几个看国栋的工作做不通,转身就告诉了俊花婶子大明叔的真实病情。
赵书记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记者同志……你看,我先把李村长喊出来吧。”不到5分钟,一名30岁左右的胖男子就跟着赵书记走进了办公室。
这个判断和法官所掌握的事实明显不符,应是张某撇清责任的托辞。
这一次,国栋在村里算是真“臭”了,村里人都说大明叔养了个白眼狼,国栋每次回村,总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村里几个好事儿的人,见到国栋就大声说:“呦,这不是大孝子吗?”
这个行业实在“凶险”,连续两次遭骗后,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做写手比较适合自己。
起先,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但是,一周不到,我就收到了3000块的分红——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3楼是个小阁楼,吴永宁也一并装修了。那是个四五平米的小房间,很矮,按照吴永宁1米76的身高,进来得低头。1个书柜,1张桌子,1个行李箱,桌子上放着电脑和录音设备,算是他的“工作室”。
找了一圈,我们被告知,该公司只是工商注册在这里,平时不在这儿办公。我们又找去了朝阳区的一个影视基地,最后才在一栋公寓里找到了法定代表人张某的住址。但是他并不在家,法官无奈拨通了张某的电话。
事后来看,当时只有一个短视频app对吴永宁的小视频进行了屏蔽。吴永宁自己也在这个平台的简介里写着:“xx官方随时可能会删我视频,及热门视频……请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极限咏宁,粉丝最多者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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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的养殖户之所以会以不同方式来和猪的便便相处,说到底无非还是一个钱字。
在这些照片里,她有时候是锥子脸,拥有白皙细腻的皮肤、水嘟嘟的红唇、面向镜头瞪圆的无辜大眼睛,宛若十二三岁的少女,如果照片精修过度,甚至看起来像二次元里走出来的卡通娃娃;有时候,她又会发些自己的演艺照片和定妆照,仿佛一夜之间成长了20岁,变身成妩媚华丽的实力歌手,拥有明星般的气场,过着白富美的生活。
2013年,冯福山和吴永宁的母亲结婚。结婚前,当时22岁的吴永宁“一个人过来了”,“问我,你跟我妈结婚是不要还要生一个?我说,我一个单身汉,一直没有讲究,不能生了,好好带你算了。他说,那就好好对我妈。”
他的确算是真正意义上符合这个身份的:中专肄业,家在略显凋敝的村庄里,母亲患病,继父普通,面临谈婚论嫁,需要彩礼——这些,或许是他“发财梦”的动因之一。
那次老郑组织饭局,一是“交流感情”,二是有事相求。一轮白酒过后,老郑清了清嗓子,“各位大记者,我有个外甥在长沙被中字头的建筑公司拖欠了工资,讨要时还被对方保安打了,看有谁可以帮下忙啵?”
那时的吴永宁已经在为结婚做准备工作了:他装修了2楼,给房间添了空调、买了洗衣机。父母的房间在一楼,说好不用空调,但吴永宁还是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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