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有一南一北两处垃圾填埋厂，尽管当初是把两个村子全部迁移腾出的空地，也依然满足不了这座城市每天的垃圾排放量。但垃圾总要处理的，于是就有很多餐饮商贩和加工厂把目标锁定在了垃圾压缩站。

一个冬天的周末，我特意去市场买了几斤五花猪肉，冒着风雪，骑着自行车回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回家给爸妈做一顿猪肉炖粉条。

同事顿了顿，却说：“你先按一般程序走吧，眼下受害人情绪激动，喊打喊杀的，还坚持要住院，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同意调解。”

尽管不少课程的价格高得吓人，但依然架不住家长们前仆后继地送上学费。

1986年，我初中毕业考进重点高中。报到之前，继母特意给我做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小五也想要，被继母拒绝：“你要是能考上，我也给你做。”

嫂子叫了一声“妈！”妈妈身子一颤，像个受了惊吓的孩子般，霎时泪流满面：“孩子，妈遇到难处了，可是，妈没有脸面推开这扇门啊……”

这位长相端庄、衣着朴素的女子下了车，走到我们姐弟4人跟前，没说话，只是温柔地看着我们。大姐、二姐还有小妹都轻声唤了声“妈”，而我低着头，用余光瞟着这个即将成为我们继母的女人，满脑子都是白雪公主被继母残害的画面，迟迟不肯张嘴。最后，奶奶在背后掐了我几下，才拧出一声“妈”，比蚊子声还小。

林晓忽然想起，有一次她俩一起去单位附近的商场逛街，她问：“圆圆姐，奢侈品包包动不动就好几万一个，我好几个月工资都不够，为什么很多收入不高的人还要去买呢？这样也不会真的开心啊。”

我和同事去找刘良可，劝他斟酌一下，没必要把事情搞到这种程度。然而刘良可却一脸怨气，说自己抚养了王安平这么多年，留个十几万算什么？“想当初家里那么困难……”

新学期开学之前，继母每天都要出门，说是去前村的亲戚家学做拖鞋，让我在家好好复习功课。奇怪的是，她每天从亲戚家回来都会很疲惫，有次我还看见她的手背划了一条口子。我问咋回事，她说那是做拖鞋时不小心剌到的。

我告诉王安平，警方的技术手段只能用于重大刑事案件的侦办，不能用来调查他妻子外遇。如果打算离婚，可以聘请律师，有些事情律师会处理。

父亲长得帅，又有马车，到城里干活后就被一个女人缠上了。父亲像中了蛊，乐不思蜀，继母整天以泪洗面，小五气得要去找父亲，被怕出意外的继母阻止。

等再次来到单位，老邹妻子也不提工伤和垫付的事了，而是哭着恳求，老邹8月份就到退休年龄了，希望单位不要断了老邹的保险，这样既能保证正常退休，医保正常缴费期间也可以报销大部分医药费，如果没有医保，家里就彻底治不起了。

一方面，很多家长希望通过补课来弥补教育资源不均的情况；另一方面，阶层较低的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教育向更高的阶层流动，本身处在较高阶层的人，也希望孩子所处的阶层不至于下滑，而教育是稳固阶层的手段之一。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补过课，十几个人的小班已经算是奢侈，如果是名师，同时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上课也不是没可能。而一对一的补习班，意味着很贵。

妈妈听后，拍拍我的手。少顷，她叫来小力嫂子，让嫂子给我做猪肉炖粉条，还特意嘱咐嫂子，要买五花肉。我无法作声，只是泪流，那顿猪肉炖粉条，我全然忘了是什么滋味。

临近暑假的尾声，有的学生玩够了，终于开始赶暑假作业，有的学生则根本没闲过，一个假期都在补课。

艾班长从年轻时就开始干环卫，已经干了27年，年年都能在市里的“金扫帚大赛”上拿到名次。她是有正儿八经有编制的职工，按年龄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只是在马路上挥扫把挥习惯了，退休后也没回家，就继续干着。她是个厉害角色，很多刺头工人在她手下都服服帖帖的，不仅如此，部门里好几个老班长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

王安平早已扔掉了手机，技术手段在他身上未能奏效。好在公安局发出了协查通告，不久就有了反馈。

也许在某些时刻，何经理真的考虑过离婚、光明正大地把姚圆圆娶进门。刚开始，他怕别人说三道四，在人前很注意，不愿落下话柄。后来索性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办公室里和姚圆圆说话时也会格外亲昵，公开默认了他们的关系。

王安平说，自己之前打工攒下的所有钱都在刘良可那里，共有12万，原本是打算用来和刘欣在城里买房付首付的。现在房子还没买，两人却走不下去了，他就想着把钱拿回来。一来离婚以后自己也不打算再回这个家了；二来这笔钱都是自己赚的，以后的生活还要用。但刘良可却不同意，说那笔钱都用来给刘欣治病了。王安平就和刘良可争辩，说刘欣这些年的医疗费都是自己另付的，家里的钱一分都没动。

何主任笑得有些苍凉，“要是我没有前途了，你还会愿意跟着我吗？”

姚圆圆微信的新头像是她的结婚照侧影，她化着淡淡的妆，剪了短发，能清楚看见耳垂上硕大的蓝宝石耳钉。

旁边有个级别比何总稍低、但年龄更大的领导大概喝了两杯酒，脑子有点发热，说话冒失起来，他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原来小林是何总的老部下了，那也认识姚圆圆吧？”

孙大娘的老伴身体不好，隔三差五地就需要住院，老两口有一儿一女，女儿正是这个老丫头，智力有点问题。30多岁的时候家里托人在农村给她找了个婆家，虽然穷，但好歹能有口饭吃，将来也是个依靠。可结婚没几年，男人突发脑淤血，一头扎在地上再也没起来。男人去了，婆家容不下这个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又连个孩子都没生的儿媳妇，就把她送回了娘家。

可是，下一次回家，很少流泪的妈妈哭着对我说：“儿子，来回拉闸不也得用手嘛，妈妈的手不好使，闸都拉不了了……”说完，她泪流满面。

没办法，我再次去找小五，并预先把妈妈的生活费付给他，只求他照顾一下爸妈：“妈妈是咱哥俩的，爸妈幸福是咱哥俩共同的心愿，咱哥俩就都尽力吧……”

刚开始，我连秤都不认识，很多热心的小贩教我。他们告诉我，如果城管来了，最重要的不是保护菜，而是秤——菜是批发来的，不值几个钱，而一杆秤的价钱，却是菜的好几倍。

许是心有灵犀，妈妈走的那天，父亲心情特别烦躁，谁也劝不住，不断用牙齿撕咬着自己的腰带。最后，因用力过度，一颗好好的门牙硬生生地掉下来。

她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她和哥哥改嫁。后爹不喜欢他们，经常在背地里吆喝兄妹二人。为了讨喜，她从小学会了干很多活，到了年纪，也不敢提上学的事情。即便这样，也换不来后爹的笑脸。

偌大的房子，只有我和继母两个人。想着往年一家人团聚的场面，我不禁伤感。继母强打精神做了6个菜，问我想不想吃猪肉炖粉条，这一问，一下子就戳中了我的泪点。

姚圆圆大概没想到她会这么问，一下子语塞。林晓若无其事地说：“我好饿！你也没吃晚饭吧？附近巷子里有家居酒屋，装修很文艺，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

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巧遇小力哥和嫂子，我们聊天时又提起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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