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村干部贿选事件后，长条连同他“背后”的人，一起被上面抓了。关了一段时间被放出来后，长条更嚣张跋扈了，经常四处赌博放贷，打架斗殴，调戏妇女。村民都远远躲着，只有几个臭味相投的人和他厮混在一起。

“有时这个问题也不那么明显，我还能控制住。有时就有影响了，去年我就停过职……”她停了下来，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说出“自杀”的事情。我主动避过了这一段，直接问她停职以后去了哪里？她说去流浪了。

听到这里，我看着老康的眼睛，拉回他的注意力，问出那个一直环绕在我心里的疑问：“你为什么对韦丽如此了解？这件事，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还能怎么样？就他们家现在这情况，要是不想放弃房子，就只能过户一套到小赵自己名下，可这样一来，小赵的孩子就不能按照‘无房户’上学了。”老爸端着手把壶在家里晃悠着，“昨天老赵就在家里找户口本、结婚证，准备‘假离婚’了。说等到时候政策‘一刀切’，想离婚就来不及了。”

“既然啥都没丢，这事儿就算了。你也别去跟家里人讲，他以后还得做人呢。”江志明的语气带了几分恳求。

听村里人说，那一次，黎南松大气也不敢出，在一旁紧紧拉住妻子，让她少说两句，东西砸了就砸了，等长条气出够了，自然就会消停。

“应急钱”计划申请详情，将于11月8日在基金会相关专页公布，并于当日上午9时起至17日下午5时止接受申请，在11月底前发放款项。

而那个对她做出邪恶动作的男生，和她在一个班里，回到学校，她总觉得男生看她的眼神不怀好意。

“也怪我，忘了告诉你，我们都没有去签字，一听说你去了，小美就急了。”老姚一边点烟一边说，“20多万套房子，现在只登记了两万套，还说年底要办完，哪里那么容易啊。我们都在等政策，再决定是放弃还是花钱买产权，再不济，还有离婚这条路可走不是？”

没想到，一进家门，就看到赵大爷正跟我老爸喝茶，他见了我，打趣着说：“文州来了啊，以后可别说赵大爷知道政策不告诉你家了，这次我可谁也没说，第一个就告诉你们家了！”

“其实我也没有爱过他，身体需要，心却畏惧。”她说，自己没有孩子是因为输卵管堵塞，“本愿也不想生孩子，加上那时手段有限，便放弃了治疗”。第一段婚姻持续了6年，她按部就班地工作，在婚姻生活中隐忍顺从，努力维持妻子的形象。那个阶段，她还活在自我麻痹之中。

“妈妈年纪大了，是个熟透了的桃子，不知哪天就被风吹掉了。虽然她喜欢待在外头，但我总得背她回家的，我家婆娘其实也想她回来。”

怀着立功减刑的希望，孙红卫如实交代了所有犯罪经过，还主动向民警供述了伪基站的来源：除了第一台伪基站设备外，剩下的3台都是以3万5千元左右的价格从某个黑网站上购买的。

可等黎南松被警察带走了，老人和他儿子却对村里人说：“长条只是虚张声势，背尸佬倒好，将我们家弄得一股血腥味。要是真把人给剁死了，我们是不是得替他挨枪子啊？他就是个害人精。”

再后来，我们就没有通过话了——那个时候，妻子以“暧昧生于聊天”为由，找我生过好几回闷气。我虽认真解释，说自己与这位“老师大姐”聊天完全是出于好奇，但妻子还是颇为不满。最终，在春节假期结束之前，我当着妻子的面将她拉黑了。

少年说，小姨一直“行事低调”，平日里总是埋头走路，学生向她问好，也只是点点头。上课也奇怪，经常讲着讲着就停下来，然后就离开教室。他还说，有一次自己和几个同学去一家餐馆吃饭，小姨正在里面点餐，看到他们落座，就放下菜单就离开了馆子，餐馆老板就在背后骂她神经病。

“是的，她正在成长——我心里的孩子，以前是8岁，现在有18岁了——”她发出羞涩、略微活泼的笑声。

小承吼了起来：“你别以为你那点儿心思我们不知道，你那点本事，能混到现在这个位置？知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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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饭的问题。李老师今年30多，一个人住在w市，她老公住在孝感，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次，而张院长前几年也离婚了。这个，你懂的。”师姐咯咯笑了起来，“听说李老师和她老公关系不太好，因为她老公只是个车间工人，挣钱太少。”

前几天，我突然接到老妈的电话，说让我们几个陪她去医院探望萍嫂子。我这才知道，萍嫂子不仅和威哥离了婚，还被气病了。

杨菊的气还没消：“你就把你那个弟弟当菩萨供起来吧，咱家迟早要被他搬空。”

“那还能怎么样？就他们家现在这情况，要是不想放弃房子，就只能过户一套到小赵自己名下，可这样一来，小赵的孩子就不能按照‘无房户’上学了。”老爸端着手把壶在家里晃悠着，“昨天老赵就在家里找户口本、结婚证，准备‘假离婚’了。说等到时候政策‘一刀切’，想离婚就来不及了。”

当然，没告诉他导师的手段，主要还是因为我存了些私心，希望师弟能赶快接手报账事项。我实在不想再这样报账了，我希望能抽出时间学习，准备考博。

大姐也是在群里看到的，当时隐隐觉得是她表妹，赶忙去了学校才知道表妹竟然割了腕，人已被送到医院了，“保安室老头儿说，要不是他感觉不对劲，联系警察去撬了门，很可能人就不在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诚的确老实了不少。被反锁在家无事可做，江诚、江菲兄妹俩多数时间是蹲在客厅打乒乓球、搜小彩电上仅有的几个节目看；想吃零食了，就打开客厅窗户，朝铁道职工家属楼那边大喊一声：“吴爷爷！4包臭干子！”几分钟后，会有个手拿辣条的老大爷从拐角出现，然后只要拿毛线把放了钱的塑料袋吊下去就行了。

韦丽开始“放飞自我”，她不再尽力控制，任由自己的思维天马行空，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飞得到处都是。她明显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喜怒无常，无法自控。她有时会莫名大笑起来，仿佛有人掐住她的脖子，扯开她的嘴巴，逼迫她发出“咯咯”的笑声。有时又会莫名地发怒，把摆好的档案扔得到处都是。

老康的眼睛对视过来，但我明显感觉不到他的注意力，他眼眶里乱闪的光华，显示着他此刻在思考。过了片刻，他才一字一顿地说：“不仅仅是如此，准确地说，从这个时候开始，韦丽，成了所有人眼里的‘有精神病的人’，无论她自己承不承认。”

儿子一家的态度，并未让老苏头死心，反而铁了心要把自己的孙子小承和韦丽凑成一对。他时不时让小承开车送韦丽上下班，逢年过节也要找理由把韦丽邀请到家里，说是感谢她的照顾，其实是创造机会让两个年轻人相处。但在后面半年时间里，两个年轻人其实并没什么进展，一直都“走形式”。

“没有人告诉我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男女为什么会有区别，身体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包括来了初潮，看见从身体里流出那么多血，我都以为自己得了绝症，要死了。”

那几年刚好大搞计划生育，虽然在此之前，村里人生小孩几乎也都去医院了，但老太太也不难过，她整天摇着蒲扇，说时代在进步，医院技术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自己就该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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