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松开一直牢牢抓着赵哥背包的手，盯了我两眼后，伸手讨回充电宝后离开了。

尽管富平想了很多办法——雇几个妇女，成天在火车站出站口举着“平安招待所：热水、彩电、空调一应俱全”的牌子拉客，又大打价格战，房价一降再降，但招待所的生意还是渐趋颓靡，直到有次，他在酒桌上听到一个朋友谈起自己在广州火车站被宰的经历……

我看到他们的手上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轧一天松籽，好的时候能轧出5斤松仁，每斤松仁卖1块5毛。一天下来，父母都累得腰酸背疼。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妈妈脸上也有了笑容。

那是个打扮朴素的黝黑汉子，年纪不大，老实外表下涌动着一股狠劲。他直接撕开卷烟，露出里面的杂质，扔到柜台上，凶光毕露的双眼盯得秦大姐有些发慌。

直到有一次我拿到工资表，赫然看见倪虹被列入了“停薪留职人员”的名单，才知道倪虹“出去闯”了。那一年，团里停薪留职的人员陆续有近40人，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加入了卖保险的行列，有的甚至被骗入传销窝点。

“到了之后，他们是如何被‘木墩儿’骗走钱的，秦大姐也没和我母亲说得太详细。不是她不肯说，而是无论是她还是富平，都没有完完全全讲清楚他们到这里以后发生的事情。”

“行，不考也行，我姑娘这么优秀，还非得在它一棵树上吊死？”我妈故作云淡风轻，转身进了厨房，我怀疑她偷偷抹泪去了。

那天我在一家诊所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往回走。远远地，我看到父亲在妈妈的搀扶下向远处张望，见我受伤回来，妈妈当时就哭了，父亲用含混不清的口齿一直重复着一句话：“伤，伤……”

我当时在县城租住在不足20平米的房子里，刚刚有小孩。两个姐姐和妹妹都让父母去自己家，可是，我们那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有儿子，老人就不会去闺女家，否则会遭人笑话。

）要来中国选节目，希望我们团的这波小孩儿能担起这次演出任务。

“张老师，老子是最讲江湖义气的，我只是给自己兄弟去撑下场面，我没想着动手，打架的有一个跟我同一个地方，我们可是发小。”

竞争对手相遇常常会打心理战，之前我一个同学以笔试第二的成绩进入面试，面试候考时，问出了谁是同岗第一，立即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家里有人”，已经知道同岗前三的分数，说自己绝对有把握反超云云，果然给对方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真的就反超了。

或者，他也可以打开门，探视一下安娜，给她一个大大的微笑——仅仅让她知道这并不是一场意外——然后再次用力地关上门，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他还可以现在就让保险库里充满煤气。煤气喷口的嘶嘶声与令人排斥的气味将会微笑着清楚地告诉她，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赵哥卸下他巨大的双肩背包搁在自己的皮鞋面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背包沾到地上的泥水。等他摸出手机数据线，再背好背包，连上手机，额头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秦大姐胆子大，拿了2张百元面值的“新货”去银行柜台存钱，结果虽然跟她期望的一样，但还是吃惊不小——“新货”居然连银行柜台的验钞机都能骗过去。看着存折上打印出来的“账户余额200元”墨色小字，秦大姐呆住了。

1月份，南方的天气阴冷而潮湿，我把自己裹得里外三层，但寒气还是透过衣服的层层阻碍，直入我的骨髓。

我还没来得及张口，小王又连珠炮地说道：“张老师，你忘了上学期我班的那个赵翔吗？校纪校规违反得一塌糊涂，上学迟到，上课睡觉，厕所抽烟，看哪个同学不顺眼了就抡拳头，若真按校纪校规来，开除他十次都绰绰有余，但我就是想着，万一他能改好呢？就不停地给着他机会。最后怎么样？大半夜的带班里同学出去上网，被生活老师查寝查了出来，我是从被窝里爬起来，到网吧去找的人。我们班本来有几个学生还可以的，就因为跟着他，最后也都不像个样子。自从把他开掉，我们班马上大变样，原来那几个跟着他的学生，如今多乖啊！张老师，你可不能走我的老路啊，听我们的准没错，这刺头真留不得。”

从这之后，但凡有上级领导来社区指导检查工作，书记一定会隆重介绍我“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走出去能干”；市区的各种活动，她也一定会派我去参加，我逢赛便能脱颖而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时，活动尚未结束，台下的领导已经开始要我的简历，但在得知我“无编”之后，往往也只报以一声叹息：唉，可惜了。

这些伎俩并不能在火车站保密，尽管站前路的生意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经营同样生意的店主不能相互串店。但没多久，另外两家副食店的老板也找到了这些山寨食品的进货渠道，并且开始降低价格来抢生意。

在去恩格尔伍德的列车上，他看起来气色很好，心平气和，仿佛刚刚骑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自行车。

自我介绍环节不小心说出姓名会导致0分，迟到时间太长无法进入考场，紧张过度可能晕倒，感冒发烧跑肚拉稀会造成状态不好……我俩想好了一切意外的应对措施，甚至连面试前夜的安眠药都准备好了。李建还带我去医院做心理疏导，碰巧唯一的心理医生休假，没看成。

学校规定，每天食堂吃饭时间都要有一个值日教师站岗，跟值周班的学生一起维持食堂秩序。所以我只得站好岗，再去吃饭。望着食堂橱窗里一盆盆饭菜，我肚子更饿了。

细想，也不算离奇。小荷并非不学无术之辈，选调生哪个是白给的？她裸考，没打算考上，心态平和，轻装上阵，就算有一半的题目在“蒙”，也是超常发挥了。

一个月后再上考场，我没有了当初的踌躇满志，但出了考场，感觉又是“胡了”而非“糊了”，因为大部分试题，我还是答得蛮有把握。

那时小城的长途汽车站还未搬离火车站对面，公路交通尚不够发达，县镇汽车班次稀少且早早收班，后面崛起的黑车运输当时还只是萌芽状态。所以下面县镇的人要往返家乡，总要在小城先过上一夜。当时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旅馆不多，富平瞄准了商机，又租下楼上两个大平层，打了隔间，做起了招待所生意。

等到1997年我父母也因为下岗去站前路做生意时，秦大姐已经盘下隔壁间的店面。给铁路三产公司的经理送了两条红塔山、得到许可后，她把中间隔墙打通，将两间小店面合到一起，不仅里面豁然开朗，生意也更好了。

当我和冬湄牵手谢幕的时候，我在观众席上看见了我的父母，他们站起来向我招手，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7月初，市里招录合同制的社区工作者，我一考便中，而且成绩遥遥领先，心头的阴云总算是开了一条缝儿。

小贩又递来一个弧线造型、金属感十足的银色充电宝：“三星的。你再连这个试试，这个2万毫安，充得更快。”

没等武金老师发话，我和倪虹就识趣地解下保险绳，脱下体操鞋，自己“卷铺盖走人”了。

而我最盼望的，是形体课上的扶把练习，手扶把杆，练习芭蕾里的几个基本站姿，每一个站姿都要站到腿部僵硬、直至逐渐失去知觉，但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与倒立和前软翻比起来，简直就是在休假。选一个窗口的位置，在伴奏老师的手风琴声里，望着几公里外的东安井盐场不断升腾的白烟，我时常会想，是不是那里也有一个艺校，更大、人更多，每天都有烧不完的开水，白烟才如此绵延不绝。

“秦大姐跑到富平宾馆，哆哆嗦嗦地指着文章最后一句：‘这个诈骗团伙还涉及命案，一名张姓江西籍男子的尸体被发现藏匿在犯罪团伙窝点后山的废弃矿道中。’”

新学期开学，父亲给我来信说，辽宁省营口市的鲅鱼圈被政府列为开发区，他和妈妈想去那里寻找新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刚到鲅鱼圈、正踌躇满志规划未来时，父亲突然得了脑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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