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我只好让他去那家私人养鸡场了。没多久，他媳妇也要来城里，在我家，她责怪大弟说：“把家里一扔，拍拍屁股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里外外弄不过来，那老板不是还要一个帮忙的吗？我来一起干好了。”

姜涛斥责妹妹“甩坨子”，姜艳却说，刘进的情况是刘平一手造成的，他现在过得逍遥自在，凭什么让自己来背这个黑锅？又说姜涛，“不想管的话就不要再管刘进的事情”。

店铺关闭之后，大乐消失了大半个月，每天只能在朋友圈里看他在省内各地“打卡”游玩。梁子不再自命不凡，醉酒之后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说创业社团的过家家和真实的创业是两回事。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越狱在带来突破规则、享受完全掌控设备的快感，以及让手机功能更强大体验更友好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轻则手机发烫、app 闪退、系统卡顿，重则直接变砖、误下恶意软件手机中毒、隐私信息被盗等。

“何止是精神不太好，就是精神病！”紧接着，姜艳就相继用了“暴力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等词汇来形容儿子。和在刘进家时一样，她每指责一句儿子，后面都要加上一句“就像他那个该死的爹一样”。骂到末了，又加了一句：“他现在这副鬼样子，就是拜他那婊子养的爹所赐！”

科室里有21个护士、18个医生，病区呈扇形分布在楼道，中间是护士站。虽说整个病区只有短短的500米距离，可是长年累月地奔跑，我的双脚脚底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弟弟气急败坏地质问我为什么把他的电断了。我毫不知情，就找到饲料厂管后勤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正要跟你说呢，你弟弟偷接厂里的电，要罚款400元，让他快交上来，不然就要报警。”

那时仓库记录包数的方法还很原始——“发签”。每到卸货时，保管员就把一些竹签交给货主，每卸一包，货主递一只竹签给卸货的人，卸货人接过来把签交给保管员，或者丢到保管员身边。最后，数竹签的数量，来计算总包数。

家里也给他安排进国企，五险一金，朝九晚五，唯一的缺点是工资不算高。一心想创业的梁子不愿意去——可父母都不支持他创业，更不愿意为他的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最终，在拒绝了一干“侮辱性的”、月薪两三千的工作后，他选择了去一家保险公司做贷款业务销售。

同时，在豆瓣“相亲后的吐槽”小组中发帖吐槽的用户性别分布中，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前者是后者的一倍，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更常相亲，以及在择偶上的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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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小武. (2010). 城市性: 都市 “剩人社会” 与新相亲时代的来临. 中国青年研究, 2010(9), 26-29.

说完，她把外套脱了下来，右肩和双臂部位几处明显伤痕清晰可见。

“你的意思是说，‘完美教学模式’不仅能让孩子考上北大清华，还能克服‘思想上的亚健康吗’？”

尤其是在传媒、互联网、经管等领域，频繁地跳槽已成为常见现象，也成为年轻人努力扩展事业的重要途径。《报告》显示，诸多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三年内的平均雇主数都在2-3个之间。

村子里来了一个歌舞团演出，大弟毛遂自荐说自己会唱歌，经人家考核同意，带着母亲给他置备的崭新缎被、棉衣，跟着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去了。得知消息后，我心怀希望：他若能在这方面闯出一点名堂，哪怕参加喇叭班，能在红白喜事上给人演出，也是一条出路。

2010年4月，舒满胜做好了自己的第3架飞机，一架双发动机、双螺旋桨飞机。这也是第一架他自己真正试飞过的飞机——前面两架，刚做好就发现了严重缺陷，直接选择了报废——如同盖旅馆的毛坯房一样，舒满胜做飞机的速度也很快，每台也就花上半个月。

为了尽快还债，梁子换了份银行的工作，计划着在两年内把欠账还清；而大乐去了一家寿司店打工，他说自己浪费1年的时间以后已经离不开餐饮行业，想在学会经营以后入股一家新寿司店当店长。

他说可以先从村里私人收购点赊欠，拉来这里卖掉后，再把钱给人家，自己赚个差价，等于空手套白狼。

[3]刘长江, 郝芳, & 李纾. (2006).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及其与效能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4(5), 502-503.

6万块房租，倘若他们勒紧裤腰带，也是可以挤出来的。可开店半年，大大小小琐事已经侵蚀了他俩的心气。

那天，这对母子在派出所一直耗到晚上10点，临走时，姜艳终于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气呼呼地说“这事儿没完”，一定要去“找他爹算账”。签完字后也没理儿子，径直离开了派出所。

“不收钱就行，那俺们就先盖着，夜里就不用披俺那破棉袄了。”听闻，老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谢谢了，俺们光碰见好人呐！”

每次他拉来玉米，我都要挺着大肚子跑前跑后帮他找人，怕保管员压斤扣秤，我给保管员赔笑脸；怕装卸工拖延，我说好话让他们及时卸货。

“警官，你都看到了，这像一个儿子该对母亲做的事吗？”一进屋，姜艳就愤怒地向我抱怨。我给她倒了杯水，安慰说：“你儿子可能真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我说：“既然不想一起过了，还管谁抛弃了谁干啥？人活一辈子好多面子要争，干嘛要在这种事上相互不放过？”

他又看了看他的岳父，犹豫着不敢签字。“看我干嘛？让你签字就签字！”金明明的父亲冲着女婿大声地嚷着。

4月初，店铺正式转让出去了，连同店里的所有设备，作价10万。创业1年，梁子欠下30万贷款，大乐亏了有10多万。

朋友们都不太喜欢他，很多次想在滑板的过程中把他甩掉，但他就像狗皮膏药。后来，他突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只有一个不太熟的朋友生气地说，张家鹏消失的前一天才问他借了100块。

2014年12月中旬，刘进因殴打他人又进了派出所，这次的受害者，正是他的父亲——57岁的某公司老板刘平。

梁子的业务能力不错，入职后几乎每个月都能赚到一两万元，收入在朋友之间绝对是佼佼者。

那一年，他考试没通过，留级了。成为李连杰的梦想，就这么破碎了。

舒满胜就像等着大哥的这句话一样，拿出手机，播放了两年前的谈话录音，生了气：“兄弟之间，还要录音，之前你骗了我，我准备跳河自杀，我以为你改好了。你说话像放屁，算不算人，你给不给？不给也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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