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民工们看到保安对叔叔动粗，一窝蜂地挤向保安，接着，双方在现场打起来了。

奶奶不明白国栋为啥要从上海回来，更不明白大明叔为啥拼死拼活非要在县城买房——“要是当时不买房，就不会丢那么大的人。”

那次老郑组织饭局，一是“交流感情”，二是有事相求。一轮白酒过后，老郑清了清嗓子，“各位大记者，我有个外甥在长沙被中字头的建筑公司拖欠了工资，讨要时还被对方保安打了，看有谁可以帮下忙啵？”

我们的目标，是弄垮县里的一家纯净水厂——县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亲戚也办了一个纯净水厂，为了垄断市场，亲戚出面请局长帮忙。可公安局既不是质监局、也不是工商局，不好出面直接找茬，只好找到叔叔帮忙，以媒体的名义去“制裁”对方。

而吴永宁又是怎么从一名群众演员变成了网络博主，开始了所谓的“极限挑战运动”，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答案。

那是“超级女声”最火爆的年代，成都唱区更是倍受瞩目，那些女孩子们，仿佛昨天还是我们的同学、邻居，今天就能站上高不可攀的舞台，让无数人鼓掌流泪。

为此，国务院2015年出台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大框架，农业部相应地发布了有关全国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多道文件。层层加码下，长江以南和京津地区生猪受到约束限养。[3]

母亲不让许娜继续上学了，说读书太花钱，“而且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还不如趁早混社会。”许娜多才多艺，指不定遇到什么贵人，就能一炮而红。

由于我的稿件“优质”，交到客户手上基本能一次性通过，并且从不拖稿，慢慢地，我在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主动联系我的中介越来越多，我代写论文的稿费单价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千字10元，涨到了千字40元，甚至有中介愿意花千字50元的高价买断，让我在3到5月的“旺季”只接他们家的单。

天眼查数据显示，北京宏城鑫泰置业有限公司是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该公司最终受益人为

但沼气池容量有限，需要建造沉淀池或稳定塘来储存过剩粪液，在自然露天条件下利用微生物好氧发酵来降解有机污染物，达到环保标准后排放或灌溉。

高二那年寒假，我回村碰到跟国栋一起去上海的俊涛，问他在那边混得怎么样。俊涛却说，“咱也没学历，就是个打工的，卖点力气，攒点钱以后回来开个店算了。”

初中本就是情感萌动的年纪，很快，全班同学都知道了：许娜喜欢学习委员戴方维。

下楼时，吴永宁继续边拍边说，“今天爬的全部都是居民楼，在我们这边高的全部都是居民楼”，说着他经过了一排正在晒的腊肉，摸了一把，“我x，这肉”。

的确有一些有迹可循的异样，比如吴永宁那段时间总跟冯福山说，“明年可能有大钱赚”，“至少8万、10万那样的投资”。再就是吴永宁此前和他母亲说：“明年，有电影公司请我当明星了，50万一年。”

2016年，大批移动短视频app上线。2017年，随着短视频热度逐渐升温，吴永宁也开始录制、上传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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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绿色的证件本，左边有我的照片、名字和职位，鲜红的“中国监督门户网”（

国栋愣了一下，解开安全带，却也没有要下车的意思，他用手搓了搓脸，叹了口气说：“你看得起我吗？”

我考上大学那年，家里摆席请村里人吃饭，那几天，大明叔一直在我家帮忙，等宴席结束客人都散了，他把我拉到一边，从兜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块。我记得很清楚，那张钱潮乎乎的，估计被他攥在手里很长时间了。我推辞说不要，大明叔就硬把钱塞到我手里，“臭娃要去北京了，好好学，以后当大官。”

第二天一早，大明叔就带着刘俊花去各家“认门”，第三天又带着国栋去各家“认门”，奶奶还有些纳闷儿，问他昨天不是来过了，还来干啥。大明叔就指着国栋说：“这以后就是咱自家娃，有啥事儿还得婶子你多费心，来，国栋，给奶奶磕头。”

干粪和粪液处理是猪粪利用的两个环节。干粪容易处理，无非人力或机器用畚箕收集起来堆到粪场加工，制成有机肥后拿来自家还田，多出来的拿去送人或卖掉。[6]

中间有一次冯福山回家，借用了吴永宁的手机，看到了吴永宁微信的前几张图就是他在爬高楼。此前冯福山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他吃惊地问：“你爬得高高的，这是在干什么？”吴永宁回答他，那不是真的，是电脑合成的。

这天晚上一见面，他便递上名片，“某某共享电动车媒体总监”的头衔映入眼帘。

干粪和粪液处理是猪粪利用的两个环节。干粪容易处理，无非人力或机器用畚箕收集起来堆到粪场加工，制成有机肥后拿来自家还田，多出来的拿去送人或卖掉。[6]

我也心有余悸。这行固然赚钱，但若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确实难以干得长久，只能小打小闹。那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高级”一点，最起码，不用害怕被人说是假记者。

“这……是不是有点伤天害理了？”相比起之前的业务，这种做法一时让我十分难以接受。

海南之旅回去后，许娜再次赶上了潮流的浪尖，成了“xx文化传媒”董事长，除此以外，她的头衔还包括：“央视签约歌手”、“制片主任”、“执行导演”和“星光大道冠军”，甚至还有令人费解的“xx商学院院长”。

男孩父亲放出话，要国栋赔一条腿，大明叔买了很多礼物去上门道歉，连人家家门都没进去。后来还是千方百计找了个中间人，硬是把自家村东的两亩好地给了对方，这事儿才算完。

但他对视频平台残酷的一面也不甚理解——在他儿子红的时候，邀请他、推荐他；在人死了之后，全都说“这是吴永宁自甘风险的冒险举动”——“那些平台，那些老总，应该比我儿子年纪更大，更有社会经验的，他们把这个社会弄得乱糟糟的。”

2015年，因收到投诉过多，网站被上级部门要求撤销各省记者站。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湖南省记者站”的牌子没了，“华中记者站”又成立了。我们纷纷以“某某网华中记者站记者”的身份，继续派驻在湖南工作。

国栋苦笑了一下，“你是不是感觉我那几年在上海挣了不少钱，哎……我妈那个人，啥都不懂，还特别爱显摆。我连初中都没毕业，上海遍地都是硕士博士的，哪有我的立足之地呀！我不想去养鸭子，也不想去当保安，能有什么出息？离开上海的时候，我身上一共就26块钱，再多待一天可能就吃不上饭了。回来之后开了干果店，头两年生意还行，但是现在勉强才能维持生计……”

“啊，国栋呀……”俊涛欲言又止，在我追问下，才说他们去上海之前本来已经定好了工作去向，在郊区一个养殖场养鸭子，管吃住，给的工资不高，但也够用。

专业化的生猪养殖业农牧分离、种养脱节，成千上万头猪一天的粪便排放量，根本无法被周边农田一次性消化，甚至可能周边都没有配套耕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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